要首先承認，《安妮特》是一部讓人失語的電影。當我試圖表達些什麼的時候，我發現語言無法承載它。這是電影的最高境界。所以我隻能記下一些隻言片語。
讓我們開門見山地說：《安妮特》是一部歌舞片，一部“喜劇”和一部關于表演的電影。當然這隻是這部電影的幾個方面，它是一個複雜的結合體，我們當下能做的隻是先從這些角度去描述它。
在深入《安妮特》之前，我們需要先清楚它的外部定義。這是Leos Carax的第一部英語片，同時它也是一部“美國電影”，一部類型電影歌舞片。
當我們回望歌舞片的曆史，我們可以找到一個它的明顯特點：“在戲劇性故事中，靜态的、單維的角色将熟悉的社會沖突表達出來，并且明顯忘記了攝影機與觀衆的存在，而在歌舞場面中，那些同樣的角色承認了他們作為活力十足的娛樂者角色，并且直接面對攝影機/觀衆表演。”這裡顯示出了歌舞片與其它（類型）電影的不同：當其它（類型）電影都在試圖隐藏自己的剪輯與攝影機時，歌舞片卻勇于讓它的觀衆清晰認識到雙方看與被看關系的存在。
這是歌舞片中表演的在場。歌舞片存在于傳統電影的一個悖論中，它可以同時存在喚起觀衆情緒又直面觀衆。
《安妮特》做的不僅僅是這些，它有更為之激進的地方。在Adam Driver和Marion Cotillard所飾演的兩位演員在床上做愛時，他們依然在歌唱。這是好萊塢歌舞片中斷不可能出現的畫面，同時再次強調了電影表演。即Adam Driver和Marion Cotillard在表演。
而在這裡，出現另一個悖論，美國式的表演與法國式的表演（我們現在僅用這兩個詞來代稱）。
那我們先回到Adam Driver所飾演的喜劇舞台演員身上，他的穿着以及他的拳擊練習，很難不讓人想到那部著名電影《憤怒的公牛》和羅伯特·德尼羅。德尼羅是如何表演的？答案很明顯——方法派。說到這裡我們便不用贅述方法派表演在美國電影演員中的地位。Adam Driver是方法派的化身的話，Carax則試圖在電影中（主要還是Adam Driver身上）發掘出法國式的内涵。Adam Driver和Marion Cotillard的表演就被定義成了“模仿”（這是狄德羅的表述）。或者說Adam Driver和Marion Cotillard在模仿兩位電影中的角色。
而模仿帶來的是觀衆預期的效果，這與類型電影的内涵相似。類型電影是否就是在互相模仿？也許我們可以下一個肯定的答案。而這時，表演與類型電影就成為了柏格森口中的自動機械裝置。“因為現在在我面前的是一個自動運行的機械裝置。這不再是生命，而是裝在生命之中，模仿生命的機械動作。這就是滑稽。 ”
Adam Driver飾演喜劇演員。
Adam Driver和Marion Cotillard最終産下的是一個真正的機械裝置“安妮特”，表演的本質，歌舞片的本質。
當Adam Driver和Leos Carax融為一體時，他們被困于美國電影叙事的囚籠之中——犯罪與惡人必得惡果。而安妮特，最終它“死”于叙事。它成為了我們預料之中的一位真正的小女孩。也許我們可以說，它自己讓位給了叙事。而叙事，并不屬于歌舞片的目的。表演的本質、歌舞片（電影）的本質離Leos Carax而去了。
Leos Carax在指涉自己陷入美國電影的叙事之中時，也在反擊着之前《神聖車行》所遺留下來的“Leos Carax不會叙事”的批評。隻是不知他的批評者能讀懂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