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计划今年伦敦电影节的行程时,我发现有不少伊朗裔电影人的作品。包括Mohammad Rasoulof的新作《神圣无花果之种子》(《The Seed of a Sacred Fig》),是一部围绕着一位伊朗革命法院的调查法官和他家庭内部的紧张关系展开的政治惊悚片;还有Sasha Nathwani的《Last Swim》,关注一位英伊混血青少年在伦敦的成长故事;法哈娜兹·沙里菲的《没有她们的星球》(My Stolen Planet),通过个人档案记录了伊朗头巾运动历史。
这些伊朗裔导演都以各自独特的视角讲述着与身份、归属和故土相关的故事。有天下午没事的时候去看了《没有她们的星球》,没有抱什么期待,整场放映只坐了五六个人,但在整个八十多分钟中我很多次忍不住流泪。
《没有她们的星球》是伊朗电影人法拉纳兹·莎莉菲(Farahnaz Sharif)的首部长篇纪录片。这部影片在第74届柏林电影节的全景单元上全球首映,影片以伊朗女性抗议为背景,从 1979年妇女节时反对强制佩戴头巾的示威游行一直延续到2022年的伊朗“妇女、生命、自由”运动。
导演将 8 毫米胶片、数字录像和手机录像等私人档案进行剪辑拼贴,从个人记忆出发带领观众深入探索伊朗女性的抗争历史。
《My Stolen Planet》电影海报
作者:章久
编辑:朱学振
责编:刘小黛
策划:抛开书本编辑部
My Stolen Planet 的中文译名被定为《没有她们的星球》,总让我觉得少了一些原本英文片名中的隐喻与个人色彩。我更倾向于直译为《我的被偷走的星球》。“Stolen” 不仅象征着导演以及伊朗女性在地理或政治上的流离失所,还揭示了权力对个人生活和记忆的掠夺。
而这部纪录片正是试图记录下个人的生活和记忆是如何被‘他们’偷走的,它通过讲述‘我’的故事来对抗‘他们’的侵犯,并试图抵抗那注定会发生的遗忘。
在接受Variety采访时,导演法拉纳兹·莎莉菲谈到,这个片名的灵感来自于她在伊朗社会中过的“双重生活”:“有他们的星球,也有我们的星球。”这种“双重生活”的隐喻贯穿于整部影片中。
导演Farahnaz Sharif出生于1979年,成长于伊朗革命的余波之中。革命带来的新政权改变了她的童年生活,片中反复出现导演在七岁时拿着摘掉的头巾站在家中院子的一张老照片。她被迫遵守诸如强制戴头巾等社会法律,对于童年的她来说她已经察觉到自己在两个世界过着双重生活,一个世界是充满欢笑和歌舞,而另一个则是充斥着抹杀伊朗女性的个性的头巾。
在影片的一开始导演只是将自己儿时的家庭影响与社会纪实档案并置,讲述伊朗妇女头巾运动的过程,展现家庭内部私人空间的自由与外界的公共空间的禁锢的对立,但随着当下正发生的运动愈演愈烈,派对变成了抗议,游行取代了舞蹈,“我们的星球“和“他们的星球”的对立不断激化,私人记忆被完全纳入公共话语,无数私人档案汇聚成了一个国家民众集体的抗争记忆。
影片的后半段探讨了多个层面上的信息控制和反抗。2019年,伊朗政府在大规模抗议期间封锁了互联网,导演与外界失联,只能将镜头转向自己,祝愿所有人都能得到真正的自由,新冠疫情期间,政府对信息的操控更加严厉。
而2022年的“Woman, Life, Freedom”抗议运动则成为影片的核心,演运用了抗议现场的真实影像,展现了伊朗民众记录镇压暴行的勇敢行为。这些镜头不仅揭示了政府暴力镇压的残酷,还展示了拍摄和记录本身作为一种抗争手段的力量,也作为一种抵抗集体失忆的手段。
阿希尔·姆贝贝(Achille Mbembe)在探讨记忆与权力的关系时,强调档案不仅是历史的记录,更是权力控制的工具。他指出,掌控档案的人决定了历史的叙述方式,这种控制在权力斗争中至关重要。
在《My Stolen Planet》中,导演通过私人档案对抗官方叙事,强调着个人记忆的政治性,纪录片作为一种对抗压迫的手段,同时也是对历史叙事权的重新夺回。历史不仅仅是那些写在书本上的大事件,而是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和记忆。正如在这部片子的网站上的一句话——“This is a homemade history”。
这部影片不仅关于伊朗,也是关于已然离开伊朗的导演个人对故土的复杂情感和身份认同。正如旁白所述:“归属感是很难逃避的,这就是你体会做一个伊朗人的方式。”在影片后半段,尽管导演已前往德国,仍能感受到一种无力感横亘在彻底离去可以带来的自由和对于故土的矛盾情感中间。
完成这部纪录片,似乎也是她对当时缺席的遗憾和悲痛的回应,正如影片所言:“档案即记忆。没有记忆,你就无法记住自己是谁。”或许对于导演来说,完成这部纪录片不仅是她对缺席的回应,也是一种对巨大悲痛的疗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