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情的事，能用科学测试吗？”
...这是《邪不压正》中，唐凤仪的问题。
姜文的回答是超现实的，是对现实的回避，以一种看似正经，实则荒谬的方式。
他将“科学的证明”巧妙地转化为“科学的引导”，后者充满了故事性和想象力。
而证明是冷冰冰的，现实逻辑不给你任何喘息的余地。
茹斯汀·特里耶的《坠楼死亡的剖析》被现实的意志牢牢困住。
这是卡夫卡意义上法的意志，它无关个人情感，而是一团复杂繁琐的程序和科学测量。
...它的目的只有一个，串联出所有的外部征兆，以逻辑证明所有的征兆都指向一个结论：女主角Sandra Voyter谋杀了丈夫Samuel Maleski。
电影以一次简短的采访引出主角一家,随后快速进入正题，凶案发生后，一场漫长的审判。
《坠楼死亡的剖析》的现实是外部性的。
悲剧发生后，它和审判-法律迅速结盟，不断侵犯主角一家的私人空间。
即使主角一家遭受了男主死亡的打击，这在观众看来，是悲痛的。
可在电影中的现实看来，这种悲痛是可以被悬置的。
现实的首要目的是捋清楚“真相”：男主的死亡是主观的行为还是被动的杀害。
真相需要科学的证明。
主角一家很快变成了科学试验场，各路专业人士围绕着他们的木屋开始做实验，企图恢复现场。
...看上去，这些人的行为是在让真相自动浮出水面。
实际上，这些都是科学分析得出结论前的“数据收集”。
在正式开启审判环节之前，主角家的空间便已被现实肢解，凶案是残忍的，现实同样也是血腥的。
这种残忍的标志有两个：现场的假人实验和观察员的介入。
假人实验是为了还原案发现场，观察员介入是为了防止女主干扰儿子的证词：丈夫死后，儿子是屋子里除了嫌疑人之外，唯一的第一证人。
丈夫的死意味家庭在实体层面的瓦解，观察员的介入意味着家庭在意义上的瓦解。
...这个场面再次让我想到了卡夫卡。
《城堡》中，K到达村子后，老爷们就派出两个助手，名义上协助K处理事务，实际上在监视K，不给他在村子里扎根的机会。
此时的女主被完全孤立，法庭的审判占尽先机，令女主措手不及。
法编织的“犯罪现实”是科学严密的，女主作为弱势一方，从外部摧毁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女主从一开始便害怕这种法律的科学论证，她连续撒谎，妄想避开法律深入细节的能力，制造不利因素。
正如钱德勒在《漫长的告别》中所言：你被送进班房并非总是因为你干了什么，关键在于案子上法庭时会被弄得像什么。
...这种企图很快被律师识破，并对她形成反制，在陪审团前营造出不诚实的印象。
这种印象也影响了儿子对母亲的信任，甚至开始怀疑。
儿子怀疑母亲是整个电影的转折点，是现实逻辑力量的巅峰：消解了母子之情。
这里也是现实逻辑反哺感情，扭转局势的开始：感情战胜逻辑。
儿子用科学方法验证母亲的证词（可怜的狗子），得到正面反馈，继而重获对母亲的信心。
在法庭上，儿子讲述了父亲死前和他的一次对话，他坚信，父亲的死是自杀，是疲于生活后的自我解脱。
...孩子是父母爱情的结晶，这是一句老生常谈的话。
电影中，当法庭上所有人只关心外部的征兆，编造出足以摧毁感情纽带的现实力量时，一种根植于现实内部的另一个现实破茧重生：爱。
爱也是一种现实的力量，不同于外部现实，爱的现实根植于灵魂深处，拯救日常的现实生活。
茹斯汀·特里耶很懂生活，她看到了家庭争吵、矛盾、冲突仅仅是生活起伏的表层，它不足以定义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他人即是地狱”并不是因，而是果。
法的理性力量妄图以果来规定因，创造杀人动机，完成结案，从根本上而言，这是法的局限性。
《坠楼死亡的剖析》是导演的一次突围，片中女主是作家，她用小说摧毁现实，从内部摧毁外部。
她胜利了，而丈夫失败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坠楼死亡的剖析》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女性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