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的孤独是有门槛的孤独。
《繁花》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当我初次捕捉到这个信息时，我就联想到了1997年的香港回归。王家卫把镜头对准上海，隐含的主题却是借助上海对深圳的凝视以折射香港人对大陆人的臆想。“回归”使得香港人出现身份焦虑：昔日的内地人是落后的、土气的，如今他们即将与自己共享国族认同，甚至他们的急速发展和蜕变正在撼动到港人对自身的城市地位的想象。这无疑是令世纪末高傲的香港市民深感惶惧而手足无措的。
王家卫过往的作品里普遍透露着一种怀旧症候，他克制而忧郁地呈现了90年代后现代知识分子从“香港人”到“中国人”的认知转轨，我认为这种审视和南唐后主李煜的哀婉词句具有某种同构性。无论是《重庆森林》、《花样年华》的男女情爱，还是《东邪西毒》、《阿飞正传》的江湖愁绪，都无不体现这种对故土疏远而难离、对未来患得患失的逼仄情绪。这显然继承了东方古典美学中哀悼词、挽歌的欲拒还迎意蕴的精髓。
诚言之，我只看了二十分钟，或许没有资格撰写一篇全面的剧评。但我大抵感到，金宇澄笔下的《繁华》明显体现了一种不甘不愿的市井气息——世纪末上海人对民国中产阶级生活的想象，已然成为一种凝固、寻根的时间符号。王家卫从黄河路充满地方性的寓言中捕捉到这种解构和疏离的叙事，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凋零记忆在此复活，这和他太配了。换句话说，上海和香港太配了。于是，剧版《繁花》在色彩、光影、运镜等方面极尽绚丽，为大上海奉献了一部水花镜月、纸醉金迷的华丽葬礼，尽情释放人物在欲望横生中的身份焦虑、人性焦虑，展现了独属沪港两座同病相怜的城市暧昧的对酌空饮。
私以为，不理解香港人的历史追忆，就无法理解王家卫在《繁花》中的自我陶醉和祛魅。在推杯换盏的奔腾年代中，旧上海、旧香港、旧巴黎这样的“罗曼蒂克消亡史”林林总总，而鲜少人能共情这种狂欢中的落寞，何谈祭奠？因此，王家卫只能亲自造梦，把自己的怅惘藏在这座温柔乡中，希冀能有过客从大浪淘沙的狂野梦想中管窥旧时代的华丽谢幕，在商海沉浮中给死去的往日年华以惊鸿一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