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小津电影的探讨，绕不开他本人的战争行径。他是否对侵华战争有所反思，是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东京物语》侧重描述城市化进程中传统观念的解体、家庭生活的变迁，其中不乏对于战争的影射。失踪八年的儿子，独守空房的儿媳，都指向仍未消解的战后创伤。多年未见的老友，聊起当年入伍时期的经历，也都承认爱上过一位名叫小梅的歌姬。旧日乐章，犹在耳畔回响。当朋友说酒馆的妈妈桑长得像小梅时，其对于军旅生涯的眷恋，也呼之欲出。爱欲对象的丧失，是弗洛伊德眼中忧郁症的病因。无处安放的情感，需要寻找新的投射对象，否则便会被无可奈何的丧失感吞噬，陷入恓惶落寞的忧伤情绪。影片对于战争的回忆，在两对失落的感情线之间游荡。小津对战争的暧昧态度，不言自明。

在这个意义上，纪子走出丈夫去世的阴霾，重新组建新的家庭，具有弥合战争创伤的情感功能，也暗喻着在废墟上重建日本社会的努力。由此不难理解，影片结尾处，父亲将亡妻的手表送给纪子，别有一番象征意义。除了对其一番孝心的感激，手表象征的时间秩序，也鼓励她去开启新的生活篇章。影片也通过细节，传达这一希望。当纪子乘坐火车离开时，在远方高处遥望的，是正在学校监考的京子。学校里认真读书的学生，无疑代表日本社会的未来。除此之外，纪子乘坐的火车，也被着重特写，强调其奔腾的动能。轰隆隆的火车，能否带领我们的女主人公找到新的幸福？现在化的甜蜜期许，又能让日本甩脱战争的阴霾、掩盖不堪的过往么？影片于此处结尾，意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