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式的父母来说，一份稳定的工作不仅是儿女在毕业后的首要目标，甚至也是最高要求。公务员、事业编、教师、医生……有了这些标签，丈母娘必然“龙颜大喜”高看你一眼。
虽然体制内安稳，但每年都有人在盘算着如何“逃离体制”。
“有份稳定的工作就行啦，别人羡慕都来不及呢，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好好干下去吧！”这样的话语声我们仿佛都听到过，那么，问题来了，体制的好与坏究竟是什么呢？它为何如此令人向往，亦又为何每每束缚心灵与创造力？
刘擎教授在《西方现代思想讲义》中举过一个例子：猫王、披头士、滚石乐队……这些20世纪摇滚乐的伟大代表具有激进的反叛性，不仅宣称要抵抗传统价值、追求个性解放，而且还鲜明地针对政治并积极介入各种政治运动之中，包括民拳运动、女全运动和反战抗议，等等。摇滚乐有着广泛的大众影响号召力，又如此激进鲜明地反抗体制，照理说，应该会形成强大的反体制力量吧？
然而结果是，没有。因为资本主义体制把摇滚乐给商业化了。给你舞台，给你排行榜，给你巡演，给你发唱片……摇滚乐手成了资本化、商业化的大明星，获得了巨大的个人财富和社会地位，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分子，最终却被这个体制成功吸纳，他们甚至并不反感“被招安”。而那些商业化失败的摇滚乐手，则被边缘化，无人知晓，慢慢消亡；有些才华横溢却不为人所知的歌星因此而陷入颓废和绝望，甚至自杀了世。而成功了的歌手也日渐丧失了其原有的锐利与创意，变得庸庸或平平。
刘擎说：“资本主义体制的控制力量是如此强大，它能够灵活地应对任何寻求反抗和解放的挑战，极其有效地‘收编’反抗力量，把异端改造成主流，最终成为体制的一部分。”
对于这种现象，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说：“在这种新的控制模式中，违背或超越主流的另类观念、愿望和目标，只有两种命运：要么被排斥消灭掉；要么就是按照主流世界的原则被转化，转化为现存体制能接受的方式继续存活。”
是的，对于我们每个人也是如此：面对人人遵守的庞大体制与遵从惯性，我们无力避免成为“乌合之众”中的一员，虽然有时会反感、会焦虑，但最终仍无法避免盲从的结局。针对这一情况，有两种选择：一是投降主义，对于我无力改变的，我就坦然接受它，甚至加入它；一是“非暴力不合作”，我虽然当前无法反抗，但是我的思想依然尽可能地保持清醒的独立，积蓄实力，待时而动。
体制是限制自由与创新的地方，它出奇的稳定是以让渡更多可能的未来作为巨大代价的。没了自由的空气，就没有思想的生存土壤，就没有了前进的动力，因而很多人躺平。罗永浩说：“都说体制外的工作收入是不稳定，但有可能人家用1年的时间挣到你在体制内10年的工资，再用剩下的9年去迷茫和选择都是可以的。”也许，体制内是一个避风港，你可以在这里获得喘息思考的机会，你可以在这里修修补补，但如果你永远停留在这里，那么当其它所有船只都扬帆竞起的时候，你自己的航线又在哪儿呢？
病毒已经离开，2022年给了所有人以思考，所有陈朽坚固的一切都烟消云散了。那么，在浮云飘散之后，我们是要继续蒙昧地过活，还是心生冲破牢笼的向往？如果是后者，那么目标是什么？道路在哪里？又该去如何建设如何发展……这些问题都一一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如果我们依然懒于去追寻和思索，那么这些逝去的时光和这场役情又有何存在意义呢？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体制内，就像不是所有人都必须考研一样。莫言小学没毕业，但他掌握的文学知识不比同专业的博士生差——因为他在自我教育，他在持续地“自我更新”。盲从是最大的无知，别人买房我也倾家荡产买，别人考教师资格证我也报班去学去考，别人生二胎我也模仿着去生……仿佛再晚一些就会掉队、被淘汰。这种“勤奋”其实是更本质上的懒惰，因为他已懒得不愿去挖掘自身的特点、他已懒得不愿再去分辨自己内心的声音，他就只是想早早得到一个确定性的答案，而不管这答案是否真的更好、甚至是否正确。
有舍有得，有所得则更必有所失。进了体制，有了保护，内心安稳；在体制外，风险更高，也更辛苦，技能之剑也更容易得到磨砺。人生处处是苦，处处有挫折，也许我们只能且行且歌，毕竟世上只有一种成功——那就是以自己的方式度过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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