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21到2025年，汪迪导演的首部长片《不游海水的鲸》用四年时间完成了一场漫长的迁徙。从平遥国际电影展200多分钟的初剪版本，到HAF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制作中项目“迈进戛纳计划”，再到第37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亚洲未来”竞赛单元的世界首映，最终，在2025年第19届FIRST青年电影展主竞赛单元，得以完成中国首映，与观众相见。主竞赛单元的评审推荐语写道：“贯穿全片的长镜头与调度野心，满含作者强烈的影像语言追求和艺术实验倾向，诗意盎然和哲学讨论并存，如同时代雕琢下的装置艺术品。”180分钟的影片时长带有实验性，也带有争议性，有人称它是“天堂的阶梯”，也有人直言“这就是文青的自嗨”；有人说它不该在电影院里放映，而应该被陈设在美术馆内；有人在长镜头里看见诗意，也有人在三小时的时长里陷入沉睡。
这部拍摄于云南阳宗海的电影，始终在真实与虚构间游走。它记录着小镇旅人的相遇与迷失，却刻意模糊了云南的地缘印记，让小镇成为地图上找不到的坐标，最终呈现的是汪迪导演23岁时最私人的情感独白。当剧组带着《不游海水的鲸》来到拥有一批“年轻、先锋的观众群体”的FIRST青年电影展时，与期待、兴奋相伴而来的，是忐忑、不安与焦灼，创作的自由与观影的自由似乎形成一种对峙，一个更为本质的问题浮出水面：当电影不再追求看懂，而是追求体验，它与观众的关系究竟是互相选择，还是互相放逐？
7月20日晚上九点，西宁刚入夜，西部影谈邀请导演汪迪、制片人徐瑞婧来到采访小屋，彼时，中国首映尚未开始，我们以电影中的节奏缓慢地沉静地交流着。采访中，制片人徐瑞婧说道：“我们不多去考虑能收回多少，有些片子就是做给那个时代的自己就够了。”
以下是采访实录，也欢迎您分享对《不游海水的鲸》的观后感。
...采访人
金慕唯 西部影谈主笔
井 瑞 西部影谈记者
孙 静 西部影谈记者
受访人
汪迪
电影《不游海水的鲸》导演
编剧、剪辑指导
徐瑞婧
电影《不游海水的鲸》制片人
“十二橡树”文化传播品牌创始人
...01
导演的自白
23岁的电影与当下的自己
西部影谈
您曾创作过《南流》《燕歌吟》等纪录、剧情和实验短片，在23岁时受到法国同龄导演的鼓舞，许诺其要拍一部电影，这个约定和过往的创作经验为您首部长片创作带来了哪些具体的帮助或启发？
汪 迪
实际我并不是科班出身，我是学戏剧的。我是因为非常喜欢电影，所以才开始尝试拍短片。不管是实验的、剧情的，一开始创作的时期自身是没有太多的框架，也没有具体去学习要怎么拍电影，凭借自己的热情开始了创作，早期借朋友的小微单去拍摄，在创作上做过很多尝试。后来对自己也有了要求，比如作品得有一定完整性，还要有新颖的角度，在色彩等方面也会多做考量，我的剧本不算专业，更偏向感受型，创作不只是局限于剧本。
我和制片人徐瑞婧也是在大学时认识的。当时我参加过一个法国新浪潮相关的新书发布会，当时分享人提到有位23岁的导演拍了部长片电影去了戛纳。那时我只拍过短片，虽然也参加过电影节，但觉得长片还是很遥远。不过这个23岁导演的故事特别鼓励我，当时我才19、20岁，还跟制片人开玩笑说自己23岁也拍长片。
大四那年，湖北遭遇疫情，春节我在老家陪老人，就拍了纪录短片《南流》。我之前没拍过纪录片，一开始更倾向于剧情片，为了拍这部片子，我连夜看了好几部纪录片学习，却发现还是学不来。后来托人把自己几千块的小微单从城里快递到乡下，就开始记录老家那种白开水式的真实生活，主要就是大家的生活状态。我不知道记录的本质是什么，但是我觉得那就是我所看到的真实，然后用镜头记录下来，当然也可以算是纪实性影像。
...当时拍完之后也没有投递国际电影节，但还是很向往，我不知道作品是否有机会让国内或海外的观众看到。但当时湖北疫情严峻，没法出去，全靠网络和制片人联络，因为没钱，国际电影节的报名费比较昂贵，最后只投了免费的韩国DMZ国际纪录片电影节，还是在截止前最后一小时投的，没想到居然入围了，我们还是该电影节国际短片单元仅有的两位中国创作者之一，这特别鼓舞我。这可能也是电影节和电影人关系的一种，我觉得其实电影节一直非常鼓励我往后的创作。
其实我没接受过正统的电影教育，剧组相关的经验多是从大学话剧舞台经历慢慢积累的。2021年，我快23岁了，用一个月写了长片剧本，这部电影和情感相关，那时我正从23岁的“小孩”逐渐走向成年，对人生的理解还不足以描述社会或探讨深刻哲学，只能真诚面对当下，把自己经历情感困境又陷入困境的过程，把要想说的话通过这部电影传递出来。
...西部影谈
影片中大量运用长镜头且单镜头常超过8分钟，为什么选择大量使用长镜头？这种影像风格的选择有哪些更深层的美学考量？
汪 迪
其实这部电影是有分镜脚本的，是我和美术指导一起完成的。在实际拍摄的过程中，我尊重剧组工作人员的工作方式。大家大多是第一次合作，我不常拿出分镜，只有在大家长时间想不到好点子的情况下，才会和摄影指导一起花十几分钟参考脚本。我更希望让机器在他手上时，能看到他的感受和他眼中独特的视角，毕竟我选择他就是相信他有这个能力，之后我们会一起讨论镜头、演员调度和美术设计。
可能是受舞台经验影响，舞台观看和银幕观影的方式不同，镜头剪切会引导观众的注意力，让大家在脑中组合空间，但我更倾向于接近真实，就像我之前拍纪实影像的经验，一个镜头下来，时间和影片相对同步，当下的体验的感受就出来了。
这部影片我一直在说“体验”这个词，我不希望观众只是看剧情、看人物，而是能通过画面、声音、音乐，和场景、时间共生。比如最后那根香烟的戏，不管调度如何，都是真实发生的，这种真实，我觉得它的感受力是完全不一样的。电影能用蒙太奇缩短时间，但我的影片用三小时浓缩了三天，还完整呈现了20多个真实场景，这一点我觉得是我们做到的东西。
...西部影谈
现在《不游海水的鲸》时长180分钟，这是您最理想的电影时长吗？
汪 迪
我们这部片子删减了不少片段，2021年平遥电影展时片场版本有200多分钟。后期我花了一年时间剪辑，剪掉了很多内容，甚至有一整段戏都被我删掉了，可能也是有些小遗憾。但作为导演，同时也是自己剪辑这部片子，我得从整体出发做取舍，追求更集中、完整的呈现，不能因为对某些细节的执拗而丢失更重要的东西。
现在有部分观众觉得有些地方过长，但对我来说它达到了我的预期，因为影片每一场戏都是一个镜头，剪辑点不能从故事、情节或单场戏的完成度入手，只能从情绪切入。每个剪辑点我都看了无数遍，而且每次大剪后，我都要隔近一个月不看，再回来继续剪，这个过程特别漫长。
很多人觉得180分钟的片长太长，但这几年我发现涌现了不少同时长的电影，这让我觉得创作不该追随潮流或规矩，得遵从自己的内心。毕竟现在电影时长本就多元，有很短的，10秒、30秒的都有，那为什么不能向更长的方向延展呢？
其实时长并不是最重要的考量，我也不是刻意要用长镜头，只是拍摄时，人物、环境和整体氛围的发展让我舍不得喊停，那些长镜头是一气呵成、自然而然的结果。我当时完全被那些片段、那些影像吸引，只是一次次期待着镜头往后的发展，并非因为自己是影迷、文青，或者我必须用长镜头来拍电影，而是我当时已经被当时片段、影像吸引，所以一次一次地期待后面的镜头。
...西部影谈
从23岁拍摄到27岁影片与观众见面，这四年间您的创作心态和对这部作品的理解发生了哪些变化？
汪 迪
每一次不同情绪和心境下触碰素材，剪出的效果会不一样，不过最终结果我是满意的。这部180分钟的片子，后期花了三年，这三年里我的心境和创作想法变化很大，自己也成长了不少。现在回想起来，很感慨三四年前23岁的自己能那样直面创作，哪怕在外人看来有些固执，好在我的搭档制片人一直支持我，可以坚持我自己的想法。
西部影谈
如果从“完成度”来讲，您觉得您个人的心意在这部影片里，大概完成了百分之多少呢？
汪 迪
不敢说有90%以上，我觉得大概是89%。因为我觉得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探索。毕竟这是我们大家的第一部作品，它当然很重要，我也确实满意。但我觉得未来我还有很多更新鲜的尝试想去实现。对我来说，创作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那些挑战。如果一切都太传统、按部就班、不去打破常规，我会觉得太平庸。那样的话，可能我就不会再做电影了，去做点别的事情，说不定我的生活还会更好、更平稳。但是既然我选择了电影这条路，我就必须不断突破自己，每一次都去找到更新鲜的内容。这样我才会快乐，不然生活就太平淡了。
...西部影谈
您曾发布的“自白”文章《23岁时拍的长片入围FIRST主竞赛单元》（点击跳转）一文中，提到观看电影的感受会受到天气等因素影响，也看到有日本影评人提及在您的电影中睡着了，而您的电影又着重展现真实的时间流逝，那么您怎么看待在真实的放映当中，观众在观看您的电影时进入睡眠的状态？
汪 迪
最近我总觉得“影院SPA”这个说法挺有意思的。前段时间我重看自己这部电影时，状态和之前完全不一样，会有些游离，就像我之前说的，天气等因素会让我带着不同状态观影。有一次看的时候，我满脑子都在想自己的事，当时刚得知入围FIRST，心里又焦虑又兴奋又不安，思绪一下子飘出去了，等想完事情、有了些答案再回神，发现电影场景还在继续，完全没影响我理解剧情走向。
我觉得这片子给了我很大的自由空间，这份自由同样也给观众，我不会把谁死死拽在观影过程里，哪怕你起身直接离开也没关系。观众本该是自由的，既然我们说电影是自由的，那为什么要限制观众呢？只要没有恶意，大家对作品的喜欢或不喜欢，都是真诚的反馈。而我们创作这部作品时，已经选择了最真诚的态度，因为它本就是我23岁时对情感的表达。
...西部影谈
影片在东京首映后获得了“天堂的阶梯”等正面评价，也存在极端化的反差声音，当看到极端的影评的时候，内心会不会还是会有一些刺痛？您也曾说过“电影与观众在互相选择”，对于《不游海水的鲸》这样一部具有实验性和私人表达的作品，您期待它与观众建立怎样的连接？
汪 迪
对，会有刺痛感，因为有人直接骂我们是粪便。我觉得确实那样的评论是含有极大的恶意的，比如说观众买了票来看这部片子，他好像手中就握有了去评价作品的权利，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因为观众也是自由的，你也是遵循了自己的选择，来看这部电影。所以我现在其实不敢太大地去宣传我们的影片，而且面对在很多公众平台来问我的一些观众朋友，我其实都会提前给他们一个预设，我会说大家可能要有一点点心理准备。我能想象到这部影片它会面临一个两极分化的趋势，然后包括是否会困、会睡着，我其实会提前告知，发在我公众号上的小文章，就是我的自白，我希望大家有个选择。
我把来自日本、中国的评论都放了一部分展示，从一星到五星都有。我希望观众会有一个自己的考量，你从自己的认知或者当时的心情，你是否想要选择这样一部电影？因为我当然希望观众能够在影院，因为这部电影，拥有愉快的三个小时的夜晚也好，午后也好，我觉得那就非常美妙，你在电影院里面做了一场梦，或者你思考完现在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就很好，让这部电影它有不同的意义出现。
...西部影谈
您提到影片是“真实的个人表达和私人感情流露”，但电影制作本身具有协作性，在创作中如何平衡个人表达与团队协作？
汪 迪
现在再回看那段经历，其实我也很好奇，心里也很感激我的团队的成员们，大家在那时选择了信任。那会儿我既没拍过长片，年纪又小，尤其是制片人，在那个节点选择力挺我、支持我做这件事，真的很鼓舞我。说实话，我压力特别大，因为我当时刚毕业，手里没什么钱，要是投资方的钱砸进去，电影拍砸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赔。
后来要组建团队，我们从网上招募，收到了好多简历，能明显感觉到大家对创作的热情特别蓬勃。最后挑到了特别合心意的团队成员，包括演员、摄影师。其实我们当时没有办法给到大家一个与市场价相等的报酬，剧本估计大家看的时候也是懵懵懂懂的，那会儿大家愿意来，可能就是对创作还抱有期待吧。
但是我对自己是有信心的。因为我其实有拍摄一些作品，包括当时为了生存我拍广告，也是和搭档徐瑞婧老师合作，那些合作也为我积攒了很多经验，我对一个影片的完整性、完成度，我心中是有预期的，如果说它达不到那个标准，我肯定不会开拍，一定得准备到胸有成竹才会开机，所以真拍起来的时候，也挺稳的。
我们的拍摄方式挺不传统的，有时候一天就只拍一个镜头。这对一般剧组来说，估计得非常焦灼，毕竟每天都在花钱。我们虽然是一个独立电影的小剧组，但我们希望尽可能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最后片子的呈现效果，我是非常满意的。
...西部影谈
明天就是《不游海水的鲸》正式的中国首映。您在“自白”中描述FIRST青年电影展有“年轻、先锋的观众群体”，您觉得FIRST青年电影展可能会对《不游海水的鲸》产生怎样独特的解读，与东京国际电影节的观众反馈相比可能有哪些不同？
汪 迪
其实我心里非常忐忑的，包括一些影评人提到我们这部片子，评价肯定是两极分化的。当然，忐忑归忐忑，我也特别期待，毕竟大家总说观众在变，观影的想法和口味也在变。以前觉得好看的片子，现在可能会觉得乏味，想换种新感觉，这种变化真的很难说。
这些年，《不游海水的鲸》先是在海外放映，遇到了很多喜欢它的观众，我特别感谢他们。有个挺让我感动的小故事：在东京国际电影节全球首映后，有合影、签名的环节，结束后大家都陆续走了，只有一个老爷爷还在。他没靠太近，就在不远处，拿着翻盖手机一直拍，不知道是拍照还是拍视频，就那么一直拍到最后我们要撤场，他才关上手机。那时候真的挺感动的，会有这样的观众，他在一旁默默地等待，可能他都不用凑近你去交流，但是这种真实的行动是没办法作假的，我觉得那是他的最好的影评。
回到国内首映，这也是我们等待了许久的首映。其实还挺好奇观众的反应，毕竟FIRST的观众都很年轻，一股子冲劲，感觉大家对新东西都带着蓬勃的期待。说起来，电影节对我来说一直是种鼓励。
还没拍电影的时候，我在大二时就在学校办过FIRST的主动放映。当时我是戏剧学院的，直接冲到影视学院院长办公室，一般这种事都得先申请请示，我们就直接进去了，把一沓策划文案给他看。没想到院长看完，跟我们每个人握了手，说“恭喜你们”。
那时候我们从戏剧学院申请了2000块钱，找大院学生会新闻中心帮忙搭帐篷，在学校食堂免费发我们自己设计的电影票，又借了影视学院的放映场地。结果放映的时候座无虚席，楼道里都坐满了人，还有老师和业内人士来参加。
七年前办活动的时候，心里满是憧憬，后来一头扎进创作、开始拍片子，那些感觉慢慢就淡忘了。没想到七年后，我真的带着自己的作品来到了FIRST。从当年那个办放映的学生，到现在真正来到这里，算不算一种蜕变呢？我自己也说不好。
...西部影谈
我们回到最开始，除了你们本来就是搭档这样的合作关系，当时你为什么愿意义无反顾地去支持导演？
徐瑞婧
我们回到刚才说的开始：从最初认识，到慢慢开始在作品上有一些合作，汪迪导演在完成作品整体性的能力上，可以说在我这些年来参与的各种项目里，是非常出色的一位导演。起码从汪迪导演手里出来的东西，哪怕只是一个视觉设计、一条朋友圈文案，或者每一个片子里的细节，我们的完成度都非常高。
所以，汪迪导演对自己的作品是非常有信心的。到了2021年那个节点，刚好是疫情之后的一年，大家都觉得那个时候已经挺糟糕了，但我们心里还有一股劲，就是很想把这个项目做出来。当所有人的决心都到达一个顶峰的时候，这个项目就成立了。其实除了摄影指导是科班出身，我们项目的其他成员几乎都是“野路子”。但是我们在前期筹备时，不断磨合、反复开组会、勘景，也遇到了很多奇迹时刻。
比如我们在定下开机时间前一周多，才真正把演员和场景全部敲定下来。但就在那一瞬间，所有一切就仿佛突然摆在了你面前，没有任何预兆。所以你会觉得好像有一股力量在指引你，让你非得把它完成不可。
这个项目跨度真的很长，也是我制片的第一部长片，直到今天才能在中国的大银幕上和观众见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成长了很多，而这部片子也记录了我们在那个时代、那个年纪最想表达的东西。所以不多去考虑能收回多少，有些片子就是做给那个时代的自己就够了。
...西部影谈
影片从2021年拍摄到2024年完成制作，历时三年，期间还经历了平遥、香港、戛纳等多个影展相关的推进环节，您作为制片人是如何协调团队资源、把控项目进度，确保这部180分钟的作品最终完整呈现的？
徐瑞婧
我们这个项目其实挺神奇的。它从平遥电影展开始，然后一路推进。如果不是因为疫情，其实本来在HAF（香港亚洲电影基金）的时候就有可能亮相了。后来HAF又把我们推到了Goes to Cannes，然后又到了东京电影节，一直到现在。我们一直坚持的一点是——只要有可以让我们共同出现的场合，团队就会尽量齐聚。比如这次在东京，我们应该是有史以来参加红毯最多的一次。在平遥，我们当时有17个人；东京官方只给了10个人的名额，但我们实际去的人比这个还多，这次是15个人一起去的。所以我们一直努力让每一位团队成员都有露脸的机会，也有参与和表达的机会。我们始终认为，这是一个大家共同完成的作品，每个人都值得被看见。
西部影谈
作为制片人，面对这些不同声音，您如何看待影片的市场潜力和传播路径？后续在影片的推广与发行上有什么规划？
徐瑞婧
这次FIRST我会组织三场沙龙，很多导演其实在影片进入发行和放映阶段时我们都合作过。我自己在云南也一直以“十二橡树”这个名义在做放映工作。可以看到很多中国非常优秀的作品，在电影节上口碑非常好，但票房成绩却不太理想。但这就说明它不是一部好电影吗？我觉得不是。电影节的意义，正是把那些真正想看电影的人高度集中在一个空间里，让他们可以非常专注地观看、讨论、共享彼此的观影感受。我觉得这非常重要。
至于市场，有些电影天生就不是面向大众市场的。但它们会给那些真正想看好电影的人。我们这部片子的受众，就是这样一群人。即使他们不一定会为这部片子买单，哪怕从投资回报角度来看不那么“划算”，但它传递出的情绪价值，是一种彼此之间的刚需。我觉得，这就已经够了。
西部影谈
是的，不同的电影、不同的情绪价值，也会有不同的受众群体。
徐瑞婧
对。所以如果再延展开一点——我们这个项目其实本质上是以独立电影的方式去完成的，虽然在体量和结构上它已经不像是传统意义上的独立片了。但为了让我们可以更长久、稳定地继续做后续项目，我们跟汪导接下来合作的项目，在整体体量和制作方式上会更加偏向独立化。这次就算是放肆一把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