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能吃完橘子把皮一扔就算了,人不是橘子。”

這句台詞出現在劉泰風導演的電影《又是充滿希望的一天》當中,短短一句話蘊含無限感慨,既喊出了廣大底層人民的心聲,又體現了導演對于作品中台詞的精心打磨,使這樣一部兼具個體性與社會性的現實主義力作呈現在觀衆面前。

《又是充滿希望的一天》是一部有關算法時代下人們生存環境的電影,也是一部彙聚底層人民、夫妻關系、教育問題等諸多社會議題的現實主義作品。車禍、裁員、失業,家裡還有一個即将中考癡迷遊戲的學渣考生,當所有倒黴的事情趕在一起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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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片講述了一家外賣平台的高管不慎開車撞倒了自己公司趕時間送貨的外賣員,一場車禍聯結起兩個階層的家庭。在這場區分車禍誰是誰非的追責中,面對法律和人性的雙重拷問,高管對自己堅信不疑的價值逐漸産生了懷疑,而隐藏在算法洪流中的真相逐漸顯露猙獰。

在電影海報的中間有一行大字:緻在算法裡活着的我們!誠然,算法可以算是整體經濟頹勢下的經濟性選擇,而反觀算法與人的存在并不是對立的,人似乎需要在算法的夾縫中尋找自我存在的空間,但這樣的社會真的是我們想要看到的樣子嗎?懷着這樣的思辨,9月22日下午,西部影談邀請到了剛剛結束電影西安站路演的監制吳妍妍、導演劉泰風和制片人朱桐進行了獨家專訪。

西部影談

三位老師好,影片《又是充滿希望的一天》被稱為中國首部以算法經濟現狀及困境為切入點,真實呈現普通人生活困境的電影。影片由吳妍妍老師監制,是劉泰風導演的長片首作,也是朱桐老師首次擔任制片,請問三位老師合作的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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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桐

我們三個有很深的機緣,實際上就跟一家人一樣。很久前我們三個都在美國,就有過一部網劇的合作,我跟妍妍作為這部網劇的制片方,劉泰風導演作為這部網劇的攝影指導。當時條件非常艱苦,在美國拉斯維加斯拍攝時每天都差不多45°的高溫,大家好幾個月待在一起,這種比較苦的情況下是很能看得出一個人的品德品行還有專業能力的,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就發現他是一位可以做電影導演的好苗子。

對于我們這些制片人,就是專注于制作層面的人來說,最重要的不隻是劇本,更是一位可以有持續合作機會的導演,所以能夠在這個項目上合作,是非常好的緣分。我之前十多年一直在時尚雜志行業工作,對電影行業沒有足夠的知識體系,但妍妍一直鼓勵我去做電影制作,即使要學習的東西很多,但我還是依然選擇了這條路,于是就有了我的第一部作品,當然也是導演的第一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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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妍妍

劉導之前其實是學過導演的,但是他非常的謙虛,從來沒有跟我們提過。劉導之前在浙江傳媒學院學的是美術專業,後續也系統的學過導演、攝影等方面的知識,然後受邀在李安導演的電影《色戒》中擔任美術師,所以在我看來他的整個教育經曆和學術體系是非常完整的,當時我們就鼓勵他要實現自己心中所想,要大膽去做想做的事情,不久後就誕生了這樣一部現實主義電影。

劉泰風

吳妍妍老師和朱桐老師是非常尊重創作的,這次合作下來也深有體會。很多人都會認為在制片這個層面上,尤其是制片人、監制和導演之間會産生很多關于創作、預算等方面的争執,但我們三個人是一個非常團結有默契的團隊,我們之前就在一起創作過很多項目,有過多次合作,目前也有一定的作品儲備,在創作過程中她們對我是非常保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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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合作過程中我也發現她們始終把創作内容放在第一位,對于電影始終如一,這在當下娛樂化的時代浪潮中是很難得的,所以我也非常榮幸和開心能與她們合作。雖然我們之間也會有争執,但是這種争執是客觀的理性的,每個人都先把自己的觀點呈現出來,然後再在這個觀點基礎上去完善,收獲最好的結果。

西部影談

電影最深刻的作用就是對現實的介入、映照、剖析和展示,引發觀衆對社會現實的沉思,而這部作品恰恰映射出了互聯網時代算法與人的關系。影片《又是充滿希望的一天》是劉泰風導演的長片首作,那麼想問下劉泰風導演,您創作這部現實主義電影的契機是什麼?您的電影中對于現實觀照出發點是什麼?

劉泰風

2020年的時候,《人物》雜志發表了一篇名為《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裡》的文章,看完這篇文章後,我首先聯想到的是自己的生活,不光是外賣騎手、司機、快遞員等人被困在算法中,可能我們在座的每個人都或多或少被互聯網經濟下的算法綁定,很明顯的特點就是大家用數據說話、用流量去評價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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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我在下班路上等了一個很長的紅燈,當綠燈亮起我正要啟動車輛的時候差點和一位闖紅燈逆行的外賣騎手相撞,那一瞬間我突然覺得這是一個問題,我會在安靜的時候默默思考:我們每天都在忙碌但是究竟在為什麼而奔波?我們在辛苦奔波的背後有沒有一個無形的東西在推動着我們?當時腦海中立馬蹦出三句話:一起車禍,兩個家庭,一個社會。我把這個想法第一時間就告訴了妍妍姐,我說我想拍一個這樣的電影,當時她就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題材,然後我就把這個想法編織成了一個劇本,在合适的時間和契機下完成了影像化。

西部影談

影片的主題是關于算法時代下對于人生存環境的再思考,很想問問三位主創,在您平時的日常生活中,您覺得互聯網算法時代給我們生活帶來了怎樣的改變?數字時代對于影視行業現狀帶來的最巨大改變是什麼?

朱 桐

我認為互聯網時代給我們生活帶來的最顯著的改變就是“控制”,比如吃飯你會去挑平台排名靠前的餐廳,選擇旅遊景點你會挑有星級評價的,還有酒店訂房間也會考慮諸多因素,甚至點的外賣也被時間所控制,打車需要遵照路線的要求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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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妍妍

“控制”體現在一個方面,更關鍵是很多内容是建立在虛假的成分上。

我們現在常用的生活服務平台、社交平台确實給生活帶來了很多便利,以至于我們對平台形成依賴,但是當我們看到一家評分很高排名很靠前的店時,它的真實性是有待考量的。有時候我們對于電影的宣發也很困惑,就像這部電影也真實的被困在算法中。我們清晰地知道電影的宣傳也有虛假的成分,即使是“詐騙式宣發”也需要花高昂的價格,很多宣發公司拿“數據不好”作為不願意再投資的理由,但是數據隻是針對一部分的平台,我們電影的觀衆未必包含其中。我認為每部電影都有自己觀衆的基本面,不可以隻拿數據作為評判電影好壞的标準,這是困住電影前進的枷鎖,也會讓創作者感到深深的無力。

朱 桐

我認為一個非常矛盾的事情就是,這些數據很好的影片票房不一定高,它所呈現出來的表象和實際背後的結果完全不在一個維度。所以想對中國青年電影人說,電影是需要年輕的力量去傳承的,但每個人的思路都不盡相同,因為電影本身就是一個個體性和社會性相結合的産物,也由藝術性和現實性諸多因素聯結的。我們現在院線看到的電影背後都是幾十萬、幾百萬、幾千萬的投資,無論是來自于個人還是來自于公司,對于前期的這些投入來說,電影的抗風險能力還是非常的低,低下的抗風險能力和我們電影想要找到“算法”這個突破口的初衷是非常一緻的,就很像《圍城》中的經典語錄“城外的人想進去,城裡的人想逃出來”,我們現在整個行業似乎就被困在這所謂的數據算法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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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泰風

我想說的是很多影院在安排排片的時候并沒有真正去看這部電影,他們更多是看電影背後呈現的數據,那個代表流量的數字,而當他們未來意識到這是一部好電影的時候為時已晚。

我們這個時代因為數據和算法經濟錯過了很多東西,這個我有切身體會,以前我們吃東西願意花一定的時間去超市購買新鮮的食材,當你親手将食材烹饪出來去品嘗去享受美食的時候會非常的安心,這是一種生活的質感。但是現在的打工人總是處于一種勞累和疲憊的狀态,點外賣就會成為大多數人被迫的選擇,而且我們并沒有思考最終吃進肚子裡的究竟是節省的時間還是實惠的價格。就像電影中危力的台詞:“你工作時吃不吃外賣?他給你節約了多少時間?”所以我們時常需要扪心自問:生活習慣被改變真的是一件好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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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影談

大家都說,底層人的生活就是一個充滿搏鬥犧牲的修羅場,這部影片也采用了底層視角去塑造以快遞員為代表的衆生相,當然還涉及夫妻關系、教育問題等諸多社會議題,您覺得在影片中核心表達的議題是什麼?您在用影像表達時希望達到的現實意義和社會影響是什麼?

劉泰風

人是有異樣性的,個體與個體之間存在巨大差别,人并不是工具,我們是否被感知為人存在在這個世界上是一個問題。我被變成了一個快遞員、一個外賣員、一個工程師,但是我們不是工具我們是感性的人,而這感性的部分就是體驗、就是生活,生活是從時間裡來的,如果當我們腦子裡沒有這些時間概念的話,我們就會變成沒有思想的工具,和桌上的手機、茶杯沒有任何區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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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桐

以前我們經常看到一句話:科技以人為本。但反觀當下生活,科技并沒有真正以人為本,因為人是有疲倦周期、生産周期、身體承擔情況的,但是算法并沒有考慮到這些,換句話說算法并沒有考慮到每一部電影都是獨特的藝術作品,它蘊含了諸多元素所以才能百年流傳。

我們回顧電影史的話會發現,很多大導演在經過了很長時間的沉澱之後,依然有大量的受衆群體去回顧他的電影、分享探讨當年的創作思路與想法,這恰恰證明了電影的特殊性以及它的國際性。但是算法用冰冷的數據去定義它的時候,如果沒有加以綜合分析,那麼它呈現的結果一定是狹義、偏頗、單線條的,這跟很多電影探讨人工智能和人類的矛盾終将會成為一種對立與對抗是同樣的道理。我們現在就要通過電影,向算法對中國電影以及中國青年電影人“用數據來定生死”的做法給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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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影談

吳妍妍老師長期關注中小成本現實題材影片創作,作為經驗非常豐富的制片人和監制,緻力于制作出集商業價值和藝術價值于一體的優秀作品,同時也積極為青年電影人搭建培育平台,想問問您對未來的青年創作者有哪些建議?

吳妍妍

創作的每個階段都是處在一個學習的過程中,我隻不過是在制片的層面上多了一些經驗而已。在我目之所及觀察到的青年導演裡,她們每個人的成長其實都是迷茫困惑的,包括我自己也并不是每時每刻都很清醒,我們都在不斷總結經驗、反思、成長。

每個人對于創作的需求是不同的,對于我來說,我從小喜歡現實主義,對于現實題材我是有一種使命感在身上的,所以我才會對劉導演構思的一些現實題材感興趣,包括電影《我本是高山》,我因為敬仰感動于張桂梅老師而想要參與這個項目,而且我堅信這種片子是有社會影響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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