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显感受到布莱希特处理过后的痕迹:主人公某种程度上转为了克瑞翁,单一的空镜:白色凸起的台阶组成的分割线,作为残缺而又无法忽视的那个律法的规定性。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元老与克瑞翁之间存在断裂,忒拜的战争则是将阿尔瓦斯化为了外部性:这是经由战争中介的结果,起点是经典的挖矿作为资本萌芽;问题恰恰在此,安提戈涅则是那个内部性的呼吁者:我们即使坐在自己的废墟,也不走到敌人的城里,这种坚定对抗的敌人便是那种基于外部性的律法。
在这个意义上,H-S显然还原的不是古希腊戏剧,而是德意志悲苦剧,是布莱希特戏剧,后者在此目的论过于显白,将这样一种外部性作为批判纳粹制造犹太人为敌人的历史经验。因此,这既不是一种基督教神话,也不是古希腊戏剧,当安提戈涅的话语消失,我们还能看到真正的对话吗?元老一众(H-S其实有一定的处理,元老角色数量的“一”“多”是恰当的)和克瑞翁,他们只是经由安提戈涅对话后的群体,他们内在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区分,这也恰恰是无休止战争的来源。
我无法直接表述这样一种,可以说是对《安提戈涅》的使用,是否是恰当的。但至少我可以指出,H-S最后更在意在克瑞翁这一角色上获得一种批判质料。这种各取所需显然契合其马克思主义身份,可是如果不是体系化的内在把握安提戈涅的力量,并将其置于当下性中,那安提戈涅的选择难道不仅仅是一种身份政治吗?马克思主义者不是马克思,但他们都应该成为马克思。正如勋伯格曾说:你们那样的雅利安人只是在做市场竞争,这个意义上你们的高贵在哪里?你们和犹太人有什么不同?同样适用于所有的MLM,身份政治的恋词癖,从不会真的带来生命力量,他仅仅是一种持续否定性下的机会主义。这最后的确是成为了一种政治电影,被戈达尔拒斥和批评的那种政治电影。(为什么要用变调的女武神,这个挺有嫌疑的)
这个意义上,拍摄安提戈涅的任务倒也是早已完成了——即芭芭拉洛登和她的《旺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