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9日，《墜落的審判》正式在中國大陸上映。這部影片2023年斬獲第76屆戛納金棕榈最佳影片，又在今年拿下了第96屆奧斯卡最佳原創劇本獎，在第49屆法國電影凱撒獎頒獎典禮上更是包攬了連同最佳影片在内的六項大獎。
但即便獲獎衆多，作為一部以法語為主的文藝片，在大陸原本關注的觀衆有限。沒想到3月24日該片在北京大學的一場首映禮，由于現場男主持人（辯手陳銘）和男嘉賓（北京大學法語系教授董強）的發言，讓這場活動被推上熱搜，也讓電影徹底“出圈”。由此也引發了電影内外關于性别權力關系的廣泛讨論。
導演茹斯汀·特裡耶在北大首映活動之後的其他媒體采訪中提到：“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國的觀衆真的非常熱衷于探讨性别，包括男性與女性的位置，以及他們之間的關系，當然還有女性主義的理論與方法。我之前參與過世界各地的放映，去過美國、加拿大等不同的國家，就我個人的感受而言，中國觀衆會比其他地區的觀衆更關注性别問題。舉例來說，中國的觀衆在分析《墜落的審判》時，會探讨夫妻中女性的職責問題，會探讨女性在社會中的位置，會用各種女性的視角解讀其中的情節。這種熱潮在别的國家其實比較罕見。我覺得非常震驚，也很受觸動。我第一次感覺到這部作品真的發揮了切實的意義，真的能夠對社會産生影響。”
片中有大量庭審戲，在法庭上，妻子不得不回憶、講述他們婚姻生活的細節。在公共領域展示私人糾紛，也讓“社會将自己的道德觀強加于女性、男性或他們的生活方式”（導演茹斯汀語）。
看過影片的觀衆都敏銳地發現了片中妻子與丈夫特質、性格的性别調轉，這一點也在衆多評論中被分析。然而這種對調并沒有讓妻子獲得更多權力，反而讓她在丈夫墜亡後顯得更加可疑，受到更多質詢和指責。片中妻子的強勢，“冒犯”的不僅是丈夫和庭審現場的每個人，也給屏幕外的觀衆帶來沖擊與反思。
撰文｜一把青
不同于《墜落的審判》以自然主義化解懸疑殺夫奇案的生活化風格，其在大陸的首映禮上，導演茹斯汀·特裡耶（Justine Triet）、學者董強、戴錦華以及主持人陳銘的四人對談，則明顯戲劇化得多，也始料未及地為這部的“法國小衆文藝片”，發酵出中國市場獨有的、更大的輿論聲浪與審判意味。
一周後，當時因“不該帶着性别視角”“導演比我想象年輕得多”等言論引發争議的董強教授發微博自辯，暗指在網絡“狂歡”把自己推下地獄之餘，《墜落的審判》後續票房乏力，痛心疾首于“你怎能指望明明長着眼睛卻不‘看’電影，讀過幾段電影分析，聽了幾句女權金句就覺得懂電影的人進影院，看電影”。他特别指出，“如果我翻譯，會譯成《墜亡剖析》，審判隻是一部分表象，原文裡并沒有”。
然而，關于法語片名Anatomie d'une chute翻譯的讨論，也非董強的獨家洞察。在更早上映的中國香港和台灣地區（前者譯為《墜下的對證》，後者譯為《堕落真相》）就有人指出，“對證”是否隐含了死無對證之意？而“真相”之“真”是否又帶誤導性？這也呼應導演對中國觀衆最關切的問題：丈夫之死，妻子是兇手嗎？
...電影其實情節并不複雜。同為作家的德裔妻子桑德拉與法國丈夫塞缪爾帶着11歲的視障兒子和狗，住在阿爾卑斯山腳下的小鎮。有一天，丈夫墜樓去世，妻子被指控為嫌疑人，由起初同樣認為“沒有人會相信他跳樓，我也不相信”的律師好友為其辯護。
審判包括三大關鍵證據：血迹分析、案件重組，以及塞缪爾在妻子不知情下錄下的争吵片段。在漫長的盤問和交代中，作為證人的兒子，被揭曉父母平靜關系下的暗潮湧動與日漸崩壞。他對母親由信任到懷疑，再到用狗做實驗，證明狗曾吃過父親服用過量阿司匹林後的嘔吐物，繼而反推父親确有輕生傾向，最後使得母親脫罪。
...脫罪後，桑德拉與律師喝酒慶賀，卻還是怅然若失。“輸是最糟糕結果，但赢了你就期待回報（rewards），但現在什麼也沒有。” 她兩頰微紅說完，在分明是愛慕她的男律師懷中依偎一陣，也僅此而已，深夜回家。長期負責監察“嫌疑人與主要證人一同生活”的社工退場，她與等待他的兒子無言擁抱，躺在床上，狗撲上來，全劇終，一切回歸平靜。
盡管被标簽為“以懸疑案件揭開婚姻面紗”，《墜落的審判》卻并沒有像《十二怒漢》《毒舌律師》般，以控辯雙方跌宕起伏的舌戰，給予什麼大快人心的明确結論；也沒有如《革命之路》《五十年》那樣，鋪滿夫妻間的相處細節，痛陳婚姻走向索然無味的現實原因。
通過法庭辯護的後設視角，桑德拉所言說的一切，都來自其未必可信的主觀回憶，對于身上的淤青、墜樓前的矛盾，她不是沒有隐瞞。但存在即客觀嗎？唯一的直接證據，即丈夫生前錄下的堕樓前夕争吵錄音，桑德拉辯白“是我們的聲音，但不是我們（it’s our voices，but it’s not who we are）”。
兒子最後力挽狂瀾的那段關于父親送狗去看醫生時，在車上借狗自喻“每個人都會離開”的引述，導演采用塞缪爾的特寫畫面配合兒子的講話聲音，似在暗示他為了保護母親篡改記憶，可信度又有多高呢？
...窸窸窣窣的讨論後，女法官裁定桑德拉無罪——當法庭需要結果，律師追求勝訴，媒體營造話題，兒子想要母親，各方取一瓢飲，真相與否，反而成最次要的一環。
妻子是兇手嗎？這個疑問之所以在觀影完畢後還能成立，其實是個頗值得玩味的暧昧地帶。在真實與虛構的迷宮中，導演以紀錄片式的鏡頭語言，大量的對話及心理刻畫，與盲人摸象的觀衆，玩了一場懸置的叙事遊戲。而相較于道德的是非對錯，當失去上帝視角的金手指，我們應從何判斷？又該相信什麼？則更具省思意義。
強勢妻子的溫柔
桑德拉·惠勒（Sandra Hüller）飾演的德國女作家桑德拉，短發、高大，不苟言笑，開拍前，她問導演，“這個角色到底是有罪還是無辜？”導演說她也不知道，“但我想讓她表現出無辜的樣子。”影片中的桑德拉，基于程序的陌生和語言的隔膜，确實有些懵懂與困惑，但這并不影響置身被告席之際，在每種權力關系中都處于弱勢時，她仍冷靜、無畏的魅力。
這種弱勢最外化的表征，為了丈夫客居異地，又從倫敦搬到法國鄉村的她，于公于私都不能使用母語。法國哲學家福柯的論點，話語即權力，一種支配社會實踐主體的權勢力量，茹斯汀在訪問中直言，“許多場合，不理解的語言就相當于施加在我們身上的暴力”。
...法庭上，面對控方或借“丈夫失職導緻兒子視障，而你隻怨恨了他一小段時間嗎”，預設她對丈夫懷恨已久，或以“他指責了她不忠的第二天，一個漂亮女孩（來訪記者）來了”，懷疑她有染同性背叛婚姻，因陳述複雜而無法用法語表達時，她要為自己改說英語緻歉。
在家裡，折中選用英語溝通，又被塞缪爾譴責為“就連語言上都是讓我來到你的舒适圈”，然而，這個無論何時都在遷就父權制（國家/丈夫）語言，理應屬于“被支配”地位的妻子，反而是世俗意義的強勢一方，如辯護律師所言，“錯就錯在，她在丈夫跌倒的地方成功了。”
導演沒有為桑德拉的弱勢擊鼓鳴冤，她所做的隻是呈現。從那段火花四濺的錄音中我們得知，停止寫作、教職不順的丈夫認為，妻子成為暢銷書作家是剽竊自己的靈感，是自己犧牲時間照顧兒子成就她的事業野心，是自己包容妻子出軌讓她走出兒子受傷的沮喪時光，他滿口“我我我”，卻避而不談悲劇的根源，自己就是車禍的始作俑者——這也是中國觀衆最聚焦的一點。
茹斯汀也發現，在大陸宣傳時女性主義被頻繁地讨論，這是在其他地方所沒有的。套用學者戴錦華的觀點，“千萬年來我們鼓勵女人做家務，承認事業上不如自己的伴侶，家裡的任何事故都要在負疚和社會責備中，或是被贊美忍辱負重，當男性被放在這個位置，又會發生什麼？”
...但值得留意的是，“女強男弱”的設置是手段而非目的，導演并非粗暴地借此指摘“男的不行”，或所謂“性别一換，評論過萬”。事實上，在那段殘酷的争吵中，塞缪爾搬出兒子，導緻桑德拉徹底爆發，痛陳其懦弱與自憐前，她不是沒有表露溫柔。她還是對丈夫說“我愛你”，給他倒酒叫他放輕松。在他指責她不對人微笑時反駁“這就是你愛我的地方”，甚至坦言“我不認為夫妻關系是互惠互利的，這很天真，而且壓抑。”
重點是，相較于丈夫以犧牲/回報、獲利/損失之二元對立去計較夫妻相處，在桑德拉身上，她沒有在兒子受傷後反複提丈夫的失職，就算被指責，第一反應也是鼓勵丈夫想要寫作就去做，就連唯一的軟肋兒子拒絕她回家後，她也能理解且接受。
哪怕經曆了種種退守，她可以仍然愛她的丈夫，并同時維系自身的強悍，這二者并不矛盾，用茹斯汀的話說，“雖然他們對彼此是這麼殘酷，但依舊還是有愛存在。沒有愛的話，他們根本不會說話了。”作品并非旨在對立，或強調一種性别高于另一種，而是探讨男女一起如何生活。
妻子是兇手嗎？自殺還是他殺的模糊性，其實讓這部電影的女性主義意涵更上一層樓。這并不是個簡單的懦弱丈夫不滿處處不如妻子後跳樓，或反過來妻子不滿丈夫怨天尤人除之而後快的故事。與當下流行語境下，大女主所謂“情緒價值拉滿”的爽與飒不同，焦頭爛額又諸事不順的桑德拉，遇到問題然後解決它的從容，百口莫辯仍保持堅定的睿智，才是電影更重要也更動人的面向。
回歸現實生活
想起以前念性别研究課程，讨論環節，同學分析性小衆群體心理，他們的壓抑和對抗。對教授的一句指點印象深刻：不能因為自己是研究者，就把研究對象都看成性别運動的“運動員”，他們所訴說的故事，未必有鮮明的目的，其所經曆的無非是生活而已。
既然如此，不妨再來對照另一樁中國曆史上大名鼎鼎的殺夫審判。1945年，上海詹周氏涉菜刀砍死親夫詹雲影，暨導演陳可辛今年即将搬上大銀幕的《醬園弄殺夫案》原型。
彼時，報道鋪天蓋地，有說“淫婦當殺”，背後有奸夫幫忙，有說詹周氏屢遭亡夫家暴，且其婚後不久便有外遇。衆說紛纭間，上海四大才女之二，以《結婚十年》蜚聲文壇的蘇青和實際身份是地下黨的關露都撰文力挺詹周氏，呼籲刀下留人。
...和《墜落的審判》中錄音重現争吵現場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是，蘇青在《為殺夫者辯》中，鋪陳了詹周氏口供中與死者的大段對話還原殺夫夜沖突後，她寫道：“這種對白若是到戲台上去說，接着便應是‘砰’的一聲，她昏倒了，于是觀衆為之鼻酸，然而詹周氏不是戲台上的熠熠紅星，她是活在凄慘現實世界裡，沒有父母，沒有任何關心她的人，沒有負責的丈夫，沒有真心實意的情人，最痛苦的又沒有錢，她沒有萬千觀衆來替她同情，沒有鼓勵，沒有幫助，也沒有看到詹雲影作惡結果受到天罰，或受到法律制裁。”
妻子是兇手嗎？是的，而且是個一無所有被逼到絕境，位處“男尊女卑”下位的弱女子，她被污名化、被審判，人盡皆知她的可憐，但終究隻有兩個女作家為她發聲。
半個多世紀過去，再看《墜落的審判》中，“女強男弱”的性别調換為桑德拉赢得了什麼權力？好像除了增添可疑，别無他物。甚至再回看首映禮一幕，當男性學者與男主持人的誇誇其談淹沒女導演的發聲空間時，基于某種隐秘微妙的同理心，仍舊是女學者、女觀衆與她站在了一邊。這的确就是現實。
在一次采訪中，茹斯汀說，關于殺夫的疑問，她将在十年内公布答案。十年中現實會改變嗎？值得我們拭目以待。
...本文内容系獨家原創。作者：一把青；編輯：荷花；校對：劉軍。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