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轉載自gzh：構思謬克，關注回複關鍵詞‘肥沃山谷’獲取。
影片推薦星級（７／１０）
★★★★★★★☆☆☆
電影改編自埃及作家Albert Cossery1948年的小說《Les Fainéants dans la vallée fertile》，獲得塞薩洛尼基電影節第二屆最佳電影獎、洛迦諾電影節最佳電影獎以及芝加哥電影節第二屆最佳電影獎。Nikos Panayotopoulos是希臘電影中的罕見個體，他是少數能夠在不疏遠觀衆的情況下忠于個人願景的導演之一。《肥沃山谷的閑人們》是Nikos Panayotopoulos的第二部電影，也是他繼《鸢尾花的顔色》之後的第二部正式作品。
...一位富有的大亨和他的三個兒子發現自己身處一座宏偉的鄉村宅邸中，他們開始屈服于懶惰，不再需要任何工作。寂靜變得具有傳染性，并蔓延到他們的世界，以至于他們現在就像活死人一樣。它們從冬眠中出來隻是為了食物和性。一個兒子試圖帶着女仆離開，但在他離開之前，他感到疲勞占據了他的身體，然後他就在原地睡着了。另一個兒子睡個不停。有沒有辦法擺脫懶惰的快樂呢？
.........在這個精神衰老、懶惰的男權世界裡，隻有女仆才代表着行動着的英雄、意志的正能量。在他們旁邊的是女仆，她在房子裡的日常活動中提供了至關重要的幫助，并為四個男人提供了色 情服務，為主角們黑暗的心理隧道帶來了一線光明，同時又維持了與她的貢獻服務于他們的病态。
.........整整七年裡，這些人都因為自己失去能力而被鎖在一座大房子裡，随着電影時間的推移，他們的動作越來越少。他們隻有在需要和吃飯時才起床。後來，他們又發現連這個都很難做到，叫女傭到他們的房間來負責他們的喂食。家庭中的弟弟，扮演了瘋子的角色，他内心深處非常叛逆，渴望看到父親為他和他的兄弟姐妹們安排的堕落道路之外的一切，他膽怯地表達了離開城市去工作的願望。
...Nikos Panayotopoulos在一部随着時間的推移而蓬勃發展的早期作品中完成了一部黑色諷刺作品，以憐憫的眼光看待當時的資産階級，指出了他們的懶惰和頹廢。作為布努艾爾電影的後裔，也是希臘電影的先驅，這部電影充滿寓言，但從未被困在（它的）時代中，保持了超現實的力量和輕盈的維度，使其成為永恒的經典。
...《肥沃山谷的閑人們》可以被解讀為兩種隐喻；一方面，作為當時希臘在軍政府統治下，人們故意陷入昏睡的社會政治寓言；另一方面，是對資産階級懶惰的亵渎，因為财富對他們來說是有效的催眠劑。女仆象征着無産階級,家庭中的所有成員，即資産階級，對她進行了無盡的剝削和虐待。家庭中的弟弟不停的在兩個階級當中徘徊，作為一個叛逆的悲情英雄，他渴望反抗父親制定的父權世界的制度-----睡覺，但又囿于自身的能力和身份，隻能做出一些形而上的反抗，對整個制度一點也無法撼動。如果說她是正面英雄，那麼小兒子就是悲劇英雄。在兩個世界（睡眠和清醒、靜止和行動、死亡和生命）之間，他仍然要選擇“與誰同行，與誰離開”。如果說她是正面英雄，那麼小兒子就是悲劇英雄。在兩個世界（睡眠和清醒、靜止和行動、死亡和生命）之間，他仍然要選擇“與誰同行，與誰離開這部電影傳承了原著的精神，不以激進直接的方式批判，而是以消極的睡覺（逃避），颠覆了世界的秩序。這群人沒有信仰、沒有虛無、沒有意識形态，有的隻是絕對的懶惰，所以是難以戰勝的，類似一種精神毒藥。
...這部電影使我聯想到意大利導演馬可·費雷裡的《極樂大餐》、法國作家若利斯-卡爾·于斯曼的《逆流》......都是描述資産階級荒淫無度、窮奢極欲的享樂主義表面之下的懶惰和虛無,引發人們極度的厭惡和鄙夷。
...“這些人，這個故事意味着什麼？1978年的評論談到了資産階級的幻滅和衰落。導演本人當時表示，這是一部政治電影，主題是侵蝕社會各階層的懶惰和散漫。随着時間的推移，在輕松幽默的解讀面前，這部電影的寓言色彩可能已經消退。劇本的獨創性和圍繞觀衆的結構嚴謹的氛圍仍然存在。”
------ 瑪麗亞·卡索納基 (Maria Katsounaki)
原著作家Albert Cossery介紹：
...Albert Cossery于 1913 年出生于開羅，他毫不猶豫地誇口說，他一生中從未工作過，除了上學期間，他從未允許自己從下午兩點半起床。他的父親是埃及叙利亞基督徒希臘東正教社區的成員，雖然并不富裕，但對他繼承的土地的收入感到滿意，也設法避免了工作的艱辛。事實上，Cossery是聖日耳曼和巴黎西岸可怕神話的最後幸存者，因為直到去世前幾天，他仍然進行着悠閑的生活：睡到中午，穿得像個花花公子，出去去 Brasserie Lipp 吃飯，然後去 Flore 或 Les Deux Magots 喝咖啡，讀報紙，筋疲力盡地觀看人群。 當他曾經被問到“他為什麼寫作”時，他給出了一個極具挑釁性但又令人心平氣和的誠實回答：“我寫作是為了讓我的讀者第二天不想去上班”。因此，法國批評家稱他為“尼羅河伏爾泰”，他從未對富人懶惰、犧牲工人階級的行為提出陳詞濫調，但他完全鄙視主要通過貪得無厭的消費來推動增長的生産力學說。他是一位獨特的“無政府主義者”，但是，這并沒有阻止美國特工部門在六十年代将他列入可能與共産主義政權有關的人員名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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