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芭拉·洛登在1970年自導自演了作品《旺達》，而在80年她因患癌去世，《旺達》成為其第一部亦是最後一部長片。這一事實讓我很難忽視《旺達》在洛登生命中承擔的分量，甚至她是否已經轉入了一種生命的實踐呢？這是過于盲目的猜測，但我想先承諾，這一種生命最終會被闡釋，或者說，在我們将影像化為真正原初的文本時被實現。

海報上被警察擋住的傷心面孔，和片名引導的某種主題性集中，我們很容易被導向問題，即如何标畫旺達這一形象——或者應該先說，對旺達形象自身的讨論何以直接地就成為了可能？這首先是我們得以清晰地看見，她的身體和臉龐，難以言說而又潛藏着情緒的呈現，關于旺達的一切本就已經顯得擁有着秘密。但伴随着這一種秘密形态的，是旺達持續的處于某種被動的姿态：從那些發生的諸事件中，我們似乎無法經由旺達的選擇和決斷找到某種意圖。你看不到什麼鮮明的所處方位和目的地，隻能看着她緩緩散步，等待下一次相遇。這通向的是我們開始注意，事件間的間隙——那是一種沉默。旺達的身體在這片區域是獨特的：她在這尚未與人相遇的時刻，兩手常貼近身體，隻靠雙腳脈動，似乎無目的的，僅僅是朝着一個方向行走，任憑行人和車輛持續地穿行在鏡頭中。這種沉默的展開，也讓每一次旺達與其他角色的相遇，都作為對沉默的打破，言說活動的進行。可是這樣被動的言說可以和沉默區分開來嗎？

德裡達曾解構福柯在《瘋癫與文明》當中的寫作，認為這通向的是對沉默的，對作為被自身保護的理性所拒斥的非理性的考古。在這個意義上，這是關于沉默，關于并非事件自身，而是事件斷裂而成的交叉口之曆史。這即是福柯意義上的瘋癫的曆史，它由不可化約的中間地帶構成。而旺達這一形象寓居的也恰好是這樣一種中間地帶，她的沉默和被動在影片的大多數段落是一以貫之的。但在這種聯想式關聯上，我們不能完全将福柯書寫主體覆蓋在《旺達》處，因為旺達并不拒斥什麼東西——雖然我們可以說一種無權威的拒斥也是被動——她僅僅是與人物相遇，然後被置于這樣特定的事件中，中介着來自男性的暴力，車輛的呼嘯轟鳴等等。這裡甚至不能标畫為主體，因為旺達的時間恰恰是這樣一種中介性自身的時間，而沉默和被動在其中共屬一體。芭芭拉·洛登沒有福柯那般的糾結與徘徊，她明确設定了進入創作的姿勢，使得那些捕捉可以完全發生在場景中，化為溫柔的攝影機視角，僅僅是拍攝着，而非介入切割着或帶有意圖的批判着。過曝就像那放映着火焰的黑暗電影院一樣神秘，而變焦鏡頭不是引導，而是僅僅關于可見與不可見的變化，是一次次的邀請。《旺達》并非簡單的是含有秘密的影像，相反她正是在直面那些秘密——它們也在躁動着運動着。

在此我們可以先說，《旺達》是那樣一處中間地帶的時間流動，在事件的節點中形成某種曆史。但這種概念是一直被執行的嗎？似乎很快我們就迎來失敗——因為旺達遇見了丹尼斯。旺達一如既往地請求收留，而丹尼斯的急躁狀态，使得鏡頭的拍攝也充斥起大幅度的來回擺動。随後丹尼斯的罪犯身份被揭露，一切好像打破了如常的運作。此刻仍然僅僅将《旺達》闡釋為中介本身的時間已經不足夠，毋甯說丹尼斯有一種強于一切角色的暴力，他使得旺達幾乎無法進入沉默，隻能高頻次地進行着她那種被動回應。旺達不再獨處，而是開始和丹尼斯持續且漸入嚴苛的無理要求和刻薄诋毀共存着。而她的回應和交流占據了那些散步遊蕩的時間，我們迎來了這種時間形式的轉變——也是被動的。

這種無法沉默，亦無法再得以獲得間隙的時間意味着什麼？丹尼斯，他的暴力——時常讓攝影機無法安靜——化為了一種對中間地帶的入侵，旺達的沉默與被動回應強硬地被這種否定撕裂，産生了一種距離。在這種慘劇下，秘密無法被就此直接拍攝了，毋甯說它們真正地回歸了沉默之處，旺達的那些秘密反倒真正成為了秘密。而中間地帶似乎也具有了某種不純性，電影曾經的那般時間常常被丹尼斯的逃亡打亂節奏。而正是因為這種不純性，旺達的被動在此被戲劇性地放大了，她在這個意義上，開始了一種主體化過程——她有了強硬的拒絕，她将冒充孕婦肚子的枕頭拿掉，又多次地說自己無法完成搶劫，這抵達了，或者我們可以說退回了上文描述的福柯式的“被動”，經由拒斥的保衛而恢複的中間地帶。這并非一種取代，而是在電影的流動運作中自身發展出的新的構成物，中間地帶的曆史性失敗是一處斷裂，正是這種斷裂建構了整體曆史本身。

主體化這一轉變在旺達哭紅着眼跑向已經被槍決的丹尼斯時，變得極為明顯，我們第一次看到，那樣劇烈晃動的攝影出現在對她的拍攝。旺達的臉龐依然保持着一種堅定，但幾乎就要瓦解。對于丹尼斯之死，旺達開始讓沉默複歸占據自身，與他人的相遇再也無法讓她言說，她的臉龐蒙上了一層夜的陰影，在此《旺達》真正進入了一種憂傷。而時間的轉變進一步深入了那種中間地帶——這一中間地帶開始成為掩埋光線的深淵。當旺達逃向斑駁如光點的樹林中，倒在地上放聲大哭時，所有的中間地帶時間在此都不得不現身，那是晶瑩剔透的事物，我們無法說她捕捉了多少光線，抑或說對光線的容納本身讓她也成為了一種光——心碎的盧米埃爾（Lumiere）。

末尾，畫面定格在了這一刻，旺達在餐桌旁拿起煙，芭芭拉·洛登停止了她的故事，随後讓她漸漸堕入一片漆黑，屬于旺達的那般主體化建成和展開在此是否被阻礙了？——或者我們可以說，畫面的這一幀是主體性顯現的時刻。但她已經不再于電影時間中流動，而是處在非電影的靜态圖像中，而酒桌的聲音依舊。我們迎來了中間地帶的終章，悲劇性的最高點——悲劇本身的消逝。在那一刻，旺達離開了《旺達》，中間地帶的曆史必須結束了，電影必須要散場。

悲劇的建立在于，這裡并不是簡單的作者意圖——那種刻意标畫的主體性假象，而是一種必然性（作者性往往是回溯建構的）。深淵般的中間地帶再也不能進入任何東西，也就在此困住了旺達，讓她無法再經曆更多事件。芭芭拉·洛登飾演的旺達成為了最後一部《旺達》。

正如杜拉斯所說：《旺達》真正關乎“某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