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Phaedrus（斐德罗）
鲁迅曾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写道“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i]，电影《逆行人生》似乎印证了这句谏言，让悲剧和喜剧的分界线逐渐模糊，无法分割。影片以主角高志垒为核心，从中产叙事的坠落大背景开始，不仅构建了一个算法为核心的现代性牢笼，更是重新演绎了当代人在身份变化下全新的自我认同，尽管充斥着苦涩元素，但温暖而积极的喜剧桥段仍然被埋入了这部独属于当代的电影中，而《逆行人生》也似乎通过这种方式开拓了中国城市喜剧的全新阶段。
本片的剧情围绕着主角高志垒的生活展开，影片开头便是一阵动态的组景：从五个不同的闹钟开启的晨间序曲，移步换景到上海地铁人满为患的早高峰，最后在拥挤到无望的工位上听到了中年裁员的消息。步步紧逼的下行生活追上了徐峥饰演的老高。面对着投资暴雷、未清的房贷、老人生病以及子女昂贵的学费，为了生活他选择成为一名外卖员，加入了朱站长（贾冰饰）的外卖站。
从上班到被裁的这段剧情，其节奏之快令人啧啧称奇，电影通过老高的生活展现了一个精准的阶级滑落，中产危机的具像化和普遍性也被镜头快速捕捉，通过上班前一连串紧凑的晨间序曲行为所堆砌的压力，终于在主角听到被裁消息之后打碎玻璃的冲动行为而达到巅峰，也让观众紧绷的情绪在影片的伊始就找到了一个发泄口。这种工作的不确定性和危机感，正是构成了老高这个角色行为的主要原因。
这段剧情所铺垫的中产社会阶层坠落，正映衬了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所提出的“液态现代性”。鲍曼指出过，现代社会从从“固态”向“液态”转变，这种流动和转变主要体现在社会关系的脆弱性、工作的不确定性以及消费文化的盛行。[ii]
在电影中，老高曾在被辞的工作场所向给他送咖啡的外卖员大发雷霆，而当其自己成为外卖员向前工作场所送外卖时，也遭受了前下属的羞辱。经济脆弱所导致的社会关系的脆弱让原本在职场中建构的权力体系颠覆，使其自己也经历了阶级滑落所带来的剧痛。
而关于工作的不确定性更是贯穿全文，曾未被开除的前下属也在电影的中段被公司宣布开除，同老高一样，扔出转椅以宣泄自己的愤怒。这段互文表现了液态现代中的工作不确定性是旋绕在每一个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消费文化在本片中更是一个变化的“暗线”，高志垒在失业后仍然保留着中产生活惯性，拥有房产却拒绝变卖，选择外卖职业时仍维持着女儿的国际学校、甚至是咖啡消费。这种“选择性的坠落”也反映出了中产社会阶层坠落的复杂性和矛盾感，鲍曼也指出过，当消费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中产阶级往往会通过消费来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其实这都构成了中产阶级的经济脆弱性。同样这些矛盾感也都变成了主角在外卖劳动中蜕变的一个鲜明对比，而在影片通过刻画老高推进这个过程中，其自身的身份认同也发生了变化。
电影着重描写过老高在最初从事外卖员时的各种稚嫩行径，其反映出的自我认同还未走出技术精英的转型期，而在不断与同事熟识，即电影介绍的外卖员同僚老抠（王骁饰）和大黑（冯兵饰）的人生故事之后，逐渐被外卖员集体接纳，也逐渐向内对自我认可。而在老高的外卖工作不断成熟之后，他又在影片结尾的“单王之争”中通过开发“路路通”小程序逆袭，证明其自我认同和身份仍然定位在技术精英对底层员工工作逻辑的“降维拯救”，而非一味的埋头苦干，与前文的设计如出一辙，这同样也是中产叙事坠落后所呈现的身份认同复杂性。
而如果将外卖员这个身份单独取出看待的话，我们会发现对于现代社会，外卖员不仅仅只是一个职业，更是社会中“高速流动”的象征，这点在影片对上海这座城市的空间构建中亦可见得。这里不仅是程序员职场这种现代化的象征，又是外卖员驰骋街道的底层生存场域，在视觉上有对立的张力。而在送外卖过程的片段中，手持摄影和高速剪辑所共同编织的“奔跑”的动感也渲染了一种“速度感”。
而在“速度感”的背面，影片中所阐述的多个外卖员的职业困境，如送单时间压迫、身体劳累等问题都折射出了全社会对效率至上价值观的崇拜。电影多次通过详细描述顾客对骑手的刁难，也深度探讨了这种崇尚效率的价值观重塑了人际关系，让顾客和骑手的权力不对等问题跃然于屏幕之上。
影片中，外卖员的职业困境也有多个详细指标，如电影中老高即便在摔倒时也要做的“微笑认证”，以及电影最后比拼的“单王”之争，时刻互相追逐的送单排名。这些情节都暗示着算法对劳动者身心的规训。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关于这种现象提出过“规训社会”理论，其指出现代社会中权力通过微观技术的规训对个体进行控制和塑造[iii]，而影片中所展示的“算法牢笼”则是在福柯的基础上更为现代性的控制工具。而这种算法困境的存在也外化了现代人的焦虑。而影片结尾老高决定“单王”与否的夜店任务也将逐利的内核上升至了一个视觉层面，抽帧似的拍摄手法和眩晕的视觉效果也让谁是“单王”的横向竞争最终沦为了算法的牺牲。
从剧情中跳出放眼全片，这部有笑有泪的电影仍然将自己的定位在中国城市喜剧，全片的喜剧元素，如职场笑话以及外卖站长的“江湖气”都让现实痛感消弱，笑料承担其了化解本片结构性矛盾的“良药”，而这种“去痛化”的现实主义似乎也将变成中国城市喜剧的一种未来新模式。
早在千禧年初期时，中国城市喜剧显然以各座城市作为分界线，多以地域文化为底色，通过方言和市井生活凸显本土特色。而随着城镇化的建设与发展，城市喜剧也在逐渐走向普世化。《逆行人生》中所构建的城市中产阶级的坠落叙事似乎可以成为一种范本，与《年会不能停》的叙事基础相似，让现代性焦虑的拼接组成同维度的中产叙事，横向而非纵向解构文本，替代了现实主义的深挖，去除故事中的苦涩之味而增添喜剧元素，从而使得故事本身面向更广阔的市场和受众。
在影片大量铺设笔墨的阶级滑落部分，却忽视了权力崩溃所导致的另一层失衡，即家庭权力结构的变化。在家中老高作为父亲的权威没有丧失，而其妻子（辛芷蕾饰）的角色在全片中也没有明显的经济角色上的冲突，影片中多次出现的矛盾，也仅仅用亲情和解，观感上削弱了真实性。似乎当电影将这一维度的叙事补齐，中产坠落的叙事将会构成多方面的戏剧冲突，从身份转化下的自我认同，再到家庭中的权威崩塌，普通人如何在这种变化中，寻求于平凡中展现尊严，这也将会是现实主义作品的下一个全新载体，而中国城市喜剧的发展也将会快速迈入一个新的纪元。
[i] 鲁迅. (1925).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In 《坟》.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ii] 鲍曼, Z. (2018). 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原作出版于2000年)
[iii] 福柯，米歇尔. (1975). 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 刘北成，杨远婴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