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想回到那個時代”——以一種溫柔輕松的方式恰如其分地描繪了一群平凡而閃耀的女性，并及時地對堕胎自由的問題進行表态。
作者：長頸鹿
作為在2022年聖丹斯電影節首映，并在2022年柏林電影節榮獲金熊獎最佳影片提名的女性主義電影，《珍妮熱線》（Call Jane）選擇在這個時間節點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發生在美國的關于非法堕胎與女性組織互幫互助的故事改編并搬演上熒幕。
...《珍妮熱線》的導演是菲麗絲·奈吉（Phyllis Nagy），她同為大家較熟悉的電影《卡羅爾》的編劇。從2015年《卡羅爾》上映至今，世界在互聯網時代中發生了巨變，同時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優秀的女性主義電影陸續在各大電影節上大放異彩。回想近年的女性主義電影，聚集于女性堕胎的題材正在成為“顯題”，如在2020年、2021年分别斬獲重要獎項的《從不，很少，有時，總是》和《正發生》，以及今年的《珍妮熱線》。這些電影重提堕胎相關的傷痛，或想使人喚起對疼痛的警覺。
...或許有人下意識地認為，在醫學技術發達和醫療條件充足的今天，堕胎至少在很多地區已經不再是問題，但在宗教、政治、經濟因素的綜合影響下，事實卻并非如此。可以說，以電影的方式重提堕胎自由及相關權益保障的主張，在當今美國乃至世界環境下都有着重要的現實意義。
鼓舞人心的女性力量
電影《珍妮熱線》通過主演伊麗莎白·班克斯（Elizabeth Banks）的出色表演，在當地法律明令禁止堕胎的故事背景下，隐忍地展現了女性互助的力量。
由班克斯飾演的喬伊是一位擁有幸福家庭的女性，正當她懷上二胎的時候，卻被醫生告知将面臨充血性心力衰竭的危險，如果她不終止妊娠，這一疾病可能會威脅到生命安全。然而，由男性主導的醫院委員會卻拒絕為喬伊人工流産，因為在疾病影響孕婦生命健康并非為大概率事件的前提下，在保護孕婦生命健康和保護胎兒生命利益之間，醫院保守地選擇了後者。
...無奈的喬伊尋找到了為女性堕胎服務的“地下組織”——Jane Collective（今年聖丹斯電影節另有一部關于此組織的紀錄片：《無名姐妹》(The Janes)），在這裡她意識到，珍妮不是一個人，而是一群幫助女性堕胎的女人，片名《珍妮熱線》指的正是這些名為“珍妮”的熱心女性所接待的求助電話。在成功堕胎後，喬伊逐漸融入了組織，她也成為了一名“珍妮”。
...影片對女性力量的展現還在于對組織領導者弗吉尼亞（西格妮·韋弗飾）的刻畫，弗吉尼亞是一名性格堅毅又溫柔的女性，她夢想着有一天所有女性都可以自由地堕胎，無論她們的經濟水平如何。喬伊正是受到弗吉尼亞的鼓舞選擇參與組織，為有困難的女性提供服務，甚至向“冒牌”的醫生學習堕胎知識并為其他女性做手術，以降低手術費用。
可以推想，在當時法規嚴令限制的狀況下，喬伊和弗吉尼亞所在組織冒着被囚禁的風險，來幫助那些由于各種原因想堕胎的女人，這群女性工作者的難處和心理壓力可想而知。但是，《珍妮熱線》卻弱化了對困難和沖突的表現，我們想象的強戲劇化沖突并沒有在電影中發生，電影僅将喬伊的家庭危機暴露出來——這一危機極為真實地把工作與家庭平衡的難題擺在女性面前，推動了女性對自身定位的反思。
推翻“羅伊訴韋德案”
《珍妮熱線》反高潮的叙事方式實則讓電影暗藏了更多的力量，給人以更多的想象空間。其實，電影中看似較為平穩但危機四伏的情景，正如美國當今的狀況。
雖然堕胎自由的大體原則早已被1973年“羅伊訴韋德案”（Roe v. Wade）确立，但反堕胎的聲音和行為一直未停止。1976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海德修正案（Hyde Amendment），該法案停止了聯邦資金對堕胎手術的醫療補助，在實質上限制了一大部分群體的堕胎選擇，貧窮的女性隻得選擇自行手術、摔下樓梯等不科學的方式，來試圖終止妊娠；1992年“凱西訴計劃生育機構案”（Casey v. Planned Parenthood）宣判，“羅伊案”确立的堕胎自由的原則被修正和限縮；2018年，密西西比州通過了一項州立法，規定懷孕15周後絕大多數堕胎行為“非法”，甚至包括因強奸、亂倫而導緻的懷孕也不例外；2021年，德州通過了極為嚴格的“心跳法案”，以禁止孕婦在懷孕六周（胎兒出現心跳）後堕胎。
...目前，與前述提及的密西西比州立法相關的“多布斯訴傑克遜婦女健康組織案”（Dobbs v. Jackson Women’s Health Organization）正處于最高法院的審理階段，該案在去年12月1日已經過最高法院第一次辯論，審理結果預計将在今年年内揭曉。值得注意的是，該案很有可能會推翻至今有着近50年曆史的“羅伊案”以及“凱西案”所确立的原則，因為如今在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的構成中，有六位保守派大法官——其中包括前總統特朗普在任期内任命的三位，而保守派一向是反對和限制堕胎的。
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能在任期結束前火速任命一位保守派大法官，原因在于另一位原自由派大法官——即被稱為“平權先鋒”的大法官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的離世。金斯伯格曾為女性平權不斷努力，為女性争取到了許多應有的權益。金斯伯格曾将生育選擇權與更廣大的女性權利聯系在一起，認為在“羅伊案”判決中并沒有突出體現有關女性應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以及在社會中的地位等理念，還認為“凱西案”的部分大法官并沒有密切關注女性在無法克服州立法所确立的堕胎限制的情況下所面臨的困境。
...如今，假如“多布斯案”最終由代表密西西比州衛生部門的多布斯勝訴，對于女性堕胎的限制将極有可能倒退至五十年前的情況。也許不知在何時何地，就暗藏着明天可能找不到一家能公開做堕胎手術診所的危機。這并非危言聳聽，實際上，危機已經在近年逐步成為顯而易見的現實。
“我們不想再回到那個時代”
在此時出現在人們眼前的《珍妮熱線》，以一種溫柔輕松的方式恰如其分地描繪了一群平凡而閃耀的女性，并及時地對堕胎自由的問題進行表态。導演菲利絲曾在接受采訪時說道,這部電影的劇本并沒有按照往常處理女性及堕胎問題的方式進行，即人們傾向于展示女性受苦，她在其中更多地看到了女性通力合作解決問題的信念，正是這一點吸引了她執導該片。
《珍妮熱線》沒有過多暴露往日的傷痛與困境，選擇用一種展現女性互助的美好方式來寫就女性團結的宣言，同樣也是以一種更具希望的方式延續堕胎權利的呼籲，正如導演所說：“如果沒有她們，我就不會擁有我這一生所享受的自由。”相較于《從不，很少，有時，總是》、《正發生》對某一女性角色堕胎故事的描繪，《珍妮熱線》基于真實事件改編，将政治動蕩的六十年代重提，有着更為宏大的意義指向，也以一種看似不起眼但後勁十足的方式，讓這部電影發人警醒。
...《珍妮熱線》的結局是令女性皆大歡喜的，又是平靜美好、充滿希望的，“珍妮”們将尋求堕胎幫助的卡片放進壁爐中燃燒，因為卡片中的問題将随着“羅伊訴韋德案”的勝利而迎刃而解。可是，在當今複雜的政治與社會環境下，堕胎自由在司法裁決與不斷進行的政治博弈中，會走向何處，與之關聯的女性權益又會如何被影響……“經曆過那個時代——相信我，我們不想再回到那個時代。”演員西格妮·韋弗這樣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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