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ea iacta est. “骰子已被擲下“。
公元前49年，凱撒這麼說，之後他公然違抗羅馬元老院的命令，率領第十三師團渡過盧比孔河，侵入意大利本土。這意味着，他和他的軍隊将被以叛國罪判處死刑，如果他失敗的話。
是的，如果失敗。在所有關于勇敢、忠誠、機謀決斷的戰争神話的核心，是一片名為“可能性“的虛空，催生着賭徒們殘忍的野心。
神話和虛無之間，戰争永恒的矛盾，是電影大師斯坦利·庫布裡克所有戰争作品的共同主題。1957年，“可能性“成為了他對戰争官僚辛辣諷刺背後深重的陰影。
...影片《光榮之路》，首先叙述了一場不可能取勝的戰役的失敗。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漫長的戰壕相持拉鋸時期，法國陸軍準将米羅（Paul Mireau，George Macready飾）由于軍銜晉升的誘惑，決定接受将軍布拉爾（Geroges Broulard，Adolphe Menjou飾）提出的作戰任務，命令達克斯上校（Colonel Dax，Kirk Douglas飾）指揮已經嚴重傷損的第701步兵團向一處名為“蟻丘“（Anthill）的德軍據點發起沖鋒，占領并堅守一天待援。
在每一次寸進都屍積如山的西線壕溝戰中，要求一個傷損的步兵團，在沒有大炮支援的情況下攻下并持守敵方的重要據點，當然是不可能的。
...達克斯指出，準将自己也很清楚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并以塞缪爾·約翰遜的名句”愛國主義是流氓最後的庇護所“（Patriotism is the last refuge of a scoundrel）回敬了米羅關于”勇敢愛國者“的宣講。
如果說影片明确地給出了米羅荒謬決定的動機，達克斯接受命令的原因卻是暧昧的。誠然，米羅威脅要将他調離指揮崗位，但“離開我的兄弟“似乎并不會比親自帶領他們走向死亡更糟糕。
考慮到士兵對特定指揮官的信任在戰争中的作用，以及達克斯後來的确毫無保留地試圖将”我的兄弟“送向炮火，我們大概就能在那句憤怒而決絕的”我們會拿下蟻丘，如果世上有人能拿下蟻丘的話“背後發現兩千年前凱撒名句的回聲：庫布裡克賦予了科克·道格拉斯俊朗的明星形象以隐秘的、名為英雄主義的古老狂熱。
賭徒精神是這種狂熱的底色。
這是不可能的，是完全不可能的嗎？如果出現奇迹呢？如果勇敢可以創造奇迹呢？如果我此刻隻是怯懦呢？
...一場偵察戲預示了影片之後對“勇敢-怯懦“的讨論，也提前向觀衆展示了戰場的樣子——一戰中兩軍戰壕之間人間地獄般的“無人區”。
戰役很快開始了，達克斯第一個沖出戰壕，帶領士兵發起了第一波”沖鋒“。很快敵軍的炮火落在士兵們中間，上校的哨聲尖銳的穿插在爆炸聲之間。
65年之後，我們或許已經很難發現庫布裡克在這裡如何革新了戰争場面調度的成規，但士兵們在布滿彈孔的土地上冒着炮火艱難前行的畫面顯然與任何戰争英雄主義絕緣。
這不是沖鋒，這隻是又一批生命在被驅趕向死亡。
...米羅準将通過指揮部的望遠鏡惱火地發現，達克斯上校帶領的“沖鋒”受阻，而其餘本該跟随的士兵仍然在戰壕裡觀望。
或許前一刻他還隻是一個精于算計的利己官僚，此刻他卻做了一個自己會追悔的危險決定：命令待命的炮兵團轟擊己方步兵陣地，以此逼迫那些“膽小鬼”沖出戰壕。
他似乎也相信了，攻下蟻丘并不是不可能的，隻要自己的士兵足夠勇敢，隻要“世上有人能拿下蟻丘”，隻要後方轟擊的炮火能給他們“勇氣”。
勝利是完全不可能的嗎？如果之前的判斷錯了呢？如果可以更問心無愧地接受軍銜呢？
...然而炮兵指揮官拒絕了準将的危險命令，戰役也很快結束了。
達克斯上校回到戰壕，憤怒或絕望或僅僅是瘋狂地要求士兵們跟随他“再試一次”，但他想要再一次身先士卒時，卻被一名士兵倒下的屍體砸了回來。
更諷刺的是，之前偵察任務中的懦夫羅熱中尉（Lieutenant Roget，Wayne Morris飾）攤開雙手，“勇敢”地告訴自己精疲力盡的長官那個其實再明白不過的結論：“It’s just impossible”.
不可能就是不可能，一切悲劇都産生于人根本上無法接受不可能，無法擺脫“不可能”的暗影中那一點妖異的“可能性”的閃光。所以世上總有賭徒，我們都會在某一個瞬間變成賭徒。
我們因為相信神話，所以遁入虛無。
...戰役失敗了。米羅将戰役的失敗歸咎于士兵的怯懦，而達克斯上校以任務本身的荒謬性回擊。
布拉爾将軍，荒謬任務的首倡者，說服雙方接受一個“一勞永逸”解決争端的方案：由第701步兵團三名連隊長各自在連隊選一名士兵，發起對他們進行臨陣怯懦的死刑指控，由軍事法庭審判。達克斯則獲準擔任三名士兵的辯護律師。
審判當然隻是一場鬧劇。達克斯義正言辭的演說也沒能改變預定的判決。庫布裡克精準的鏡頭調度使他的明星主角看起來時而天真自負，時而激憤無助。
如果說英雄主義在無人區的炮火中還至少能激勵一同前進的士兵，在冰冷的官僚機器面前，達克斯發現自己寸步難行。
...二等兵弗洛（Maurice Fero，Timothy Carey飾）是三名士兵之一，因為“不受歡迎”而被自己的連隊長送上法庭。最初全心相信達克斯會拯救自己，在上校失敗後，他轉而開始向上帝禱告。
以勇敢著稱的二等兵阿爾諾（Pierre Arnaud，Joe Turkel飾）則最先情緒崩潰。他醉酒後攻擊受命來幫他們做忏悔的牧師，被下士帕裡斯（Philippe Paris，Ralph Meeker飾）打折了顱骨，陷入昏迷。
帕裡斯和羅熱中尉一起執行了戰役之前的偵察任務，并目睹羅熱臨陣脫逃。戰役之後羅熱成為了代理連隊長，便挾怨将他送上了法庭。他憤怒絕望卻冷靜得體的狀态一直保持到行刑隊出現。
昔日的戰友告訴匍匐在地痛哭的他，勇敢與否是他“此生所能做的最後一個決定”。
...庫布裡克近乎殘忍地把三名士兵面對死亡全程的情緒變化都展示在了銀幕上。
50年代末，即使最漫不經心的好萊塢觀衆，看到這三名士兵一個個崩潰，也會覺得坐立難安。他們生活在泥濘的壕溝裡，在一場不可能取勝的戰役中沖向槍林彈雨，卻隻因活了下來而被指控為怯懦，被推向死亡。
勇敢是戰士的第一美德，是實現“可能性”的唯一途徑。所有戰争鼓吹都會這麼說。
然而庫布裡克在自己的戰争片中，卻毋甯說是消解了勇敢的價值，或者說，他把挂在勇敢者身上的勳章一個個剝下，告訴我們世上如果有真正的勇敢，那就是走上刑場的力量。
行刑的段落反諷地對影片出自英國詩人格雷（Thomas Grey）詩作的片名“The path of glory”做了題解：“光榮之路”是三名士兵走向刑架的路。
恢複鎮靜的帕裡斯下士昂首走在前面；已經奄奄一息的二等兵阿爾諾躺在擔架上，行刑官會在适當的時候拍醒他，确保他清醒地面對槍口；二等兵弗洛挽着神父的手臂，随着刑架臨近，他口中的禱詞從“願主赦免我的罪”，變成“為什麼我必須死？為什麼不是他們？”，變成“神父，我好害怕”，變成“我再也見不到任何人了”，變成“上帝，賜我力量”。
...槍決如期發生，達克斯默然看着，羅熱表達歉疚，布拉爾将軍則評論說，“處理得很完美”。
将軍的态度提醒我們，三名死者或許曾是勇敢的，但走上刑場的力量并不真的可以被稱為“美德”。
因為他們是受害者。他們勇敢地接受不幸應該被敬佩，但不應被稱頌。
庫布裡克也并沒有以刑場的槍聲作結，而是在行刑的前後各安排了一場達克斯上校和布拉爾将軍的對話。後者是蟻丘戰役的首倡者，也是軍事法庭的操縱者。
...行刑前，達克斯問将軍，這場戰役不可能取勝，将軍也很清楚，為什麼還要讓三名無辜士兵去死？
将軍坦然告訴他，這場戰役是否可能勝利不重要了，也許士兵們更勇敢些，勝利就是可能的。
重要的是，将軍還需要面對後方政客和媒體的壓力。戰争不僅僅是前線的一次次戰役，還涉及到整個國族的後勤支持。後方的國族無法理解前線，因而，前線更要強勢地完成自己的意識形态叙事。
所以，戰略上應采取更積極地姿态，而對既成的事實，用三名士兵的生命把失敗轉變成對其餘部隊的激勵，是正當的。
...這當然是詭辯，是權謀政治的無恥手段。然而，其中有容易被忽略的真實性，影響困擾折磨着達克斯們的良心。
庫布裡克深刻地揭示，意識形态和戰争是同質的，戰争本身就是意識形态，反之亦然。如果意識形态的關鍵是宣傳煽動，而正是宣傳煽動，不是“勇氣”，給了戰争勝利。
所以，戰争官僚為了達到意識形态目的，會不惜一切代價地去發起一場不可能取勝地戰役，也會用更多犧牲去掩蓋戰役失敗的污點。
對意識形态來說，個人的犧牲是達到目的的手段，對戰争來說也一樣。戰争不會導緻不公正和惡，戰争本身，無論勝利與否，都是不公正，是欺騙，是無意義的犧牲。
戰争本身就是虛無，意識形态也一樣。
...行刑之後，布拉爾将軍當着達克斯的面，對米羅準将提出要進行一次針對他在戰場上命令炮兵團轟擊己方陣地的公開調查。
準将激憤地抗議“我才是整個事件中唯一無辜的人”，之後轉身離開。将軍随即向達克斯提出要讓他繼任米羅的職銜。達克斯憤怒地拒絕了，并詛咒将軍的堕落和卑劣。
将軍回應以冷笑，稱年輕的上校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一個“鄉下白癡”，嘲諷地問他自己做錯了什麼。
特寫鏡頭中是達克斯明暗間疲憊的臉，他說，“因為你不明白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同情你”。
...影片的結尾，庫布裡克安置了一場并不比影片前面的情節更多溫情的酒館戲。
也許這個橋段，在某一瞬間，會讓觀衆想起二十年前讓·雷諾阿同樣關于一戰的名作《大幻影》。
但又一場世界大戰過去，庫布裡克的鏡頭比前輩更加鋒利冷峻，更少樂觀的人文情懷。
這裡不再有喧鬧歡快的音樂和舞步，取而代之的是露骨的欲望與仇恨，人們可共情的隻有痛苦，隻有憂傷的民歌，以不祥的、蠅鳴般的聲音被哼唱。
文：金恒立
公衆号：抛開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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