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金不昧雖然犯不着開表彰大會,但的确值得頌揚。常人很難擁有這種寶貴品格,金錢誘惑前,人性大部分時間總是脆弱不堪。

男主Rahim本來也是流俗的大多數。

創業失敗的他,以失信之名被警方收押,不過獄中的良好表現為他換來為期兩天的假釋,期間,他意外獲得一筆橫财:

女友告訴他,自己在男友收押期間,于某處撿到一個包,裡面有一筆價值不菲的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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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對Rahim而言無疑天上掉下個餡餅。隻要用它償還欠下的債務,他就能免于被追訴坐牢。

兩人興緻沖沖跑去金鋪打算兌換現金時,金鋪老闆的簽字筆因缺墨無法記賬,給Rahim帶來醍醐灌頂的啟示。

他意識到,這是真主阿拉對自己的考驗。

為了彌補之前的過錯,Rahim将财物如數上報給失物所在地附近的銀行,并留下拘留所的電話等待失主聯系自己。

沒多久,一個女人打來電話聯系了Rahim。确認失物細節描述全部吻合過後,身在拘留所的Rahim囑托家人,将錢包和金币交還了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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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金不昧的事很快變得人盡皆知。

拘留所有感于Rahim的偉大人格,決定請媒體前來采訪,可原本,他們對Rahim擅自将拘留所聯系方式外傳一事感到極度不滿。

新聞很快上了電視,周圍人對Rahim刮目眼看,唯獨一人例外。此人揶揄Rahim的行為不過是想掩人耳目,好為自己減刑尋得借口。

男子甚至進一步猜想,Rahim一定和拘留所達成了某種交易,才有了此次的假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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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隻猜對了一半。

Rahim這麼做并不是為了減刑,恰恰是出于良心所為。但撿到失物的人的确不是Rahim本人,而是他女友。

不過這個信息被拘留所刻意忽略,他們仍堅持讓Rahim接受采訪,因為比起小小的謊言(讓Rahim宣稱是自己撿到失物),物歸原主足以抵消僞造事實帶來的負面影響。

報道過後,Rahim被渲染為一個英雄,專門負責募捐遊說幫助犯人減刑的民間組織甚至為其頒獎,并号召社區為其還債貢獻綿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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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當初質疑過Rahim的男人如出一轍,頒獎台下坐着另一個拒絕鼓掌的人,這個人就是當初為Rahim創業投資的合夥人。

為了男主的生意,他傾盡了一切财力,最終卻以項目破産告終。

Rahim被依法拘留,擦屁股的善後工作卻交給了合夥人。為了償還Rahim欠下的高利貸,合夥人甚至抵押了女兒的嫁妝。

現在,那個毀掉自己和女兒前途的家夥竟以“模範市民”身份出現在領獎台,這着實令他不快。通過捕風捉影的對話,觀衆從合夥人口中了解到Rahim的另一面:他是一個不懂得感恩的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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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發生的事,無意間“印證了”合夥人的說法。

借助人為樂申請保釋期間,法院中止了Rahim的申請,理由是沒人能證明失物是他還的。

從失主失聯的後續來看,留給Rahim的結局已經很明顯:要麼認栽含冤入獄;要麼繼續為自己的立場抗争到底。

為此,Rahim找來交還失物的家屬,甚至還被逼得讓女友假扮失主蒙混過關。不料,法院并不買賬,反将Rahim“親自”發給合夥人的短信甩出打臉。短信發自假釋前一周,院方以釋放時間和短信發送時間不吻合為由駁斥了證詞。

通過一組巧妙的剪接,電影暗示了那個以Rahim之名發送短信的人,極可能就是他的女友,對方這麼做無非出于好心,不料卻辦了壞事。Rahim發布失物招領時,女友的悶悶不樂也側面佐證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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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信風波讓Rahim重獲自由的希望變得渺茫,更要命的是,後來和合夥人的肢體沖突,進一步加劇了Rahim的人設塌房。

合夥人的女兒将暴力場面記錄下來,揚言要将Rahim的真實嘴臉公布網絡的操作,也讓募集善款的機構和信任過他的拘留所,開始懷疑Rahim的行為動機。

至此,Rahim陷入跳進黃河也洗不清的窘境之中……

繼《一次别離》後,導演阿斯哈·法哈蒂延續了對偏執型人格的描繪,他們總是在開端陷入争執,并因為性格原因和某種外力,使自己卷入更複雜的矛盾中。

Rahim後半程的經曆像極了被媒體誤報導緻自殺的劉學州,他們都因一些人單方面的說辭,成為流言和網絡暴力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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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him的悲劇在于,創業失敗的經曆令他被定義成一個“沒有道德的人”。在伊朗這樣保守的社會,人一旦被定性便再難翻身,即便後續有再多善舉,隻要流言死灰複燃,一切白搭。

通過Rahim的故事,導演同時傳達了他對人和人之間脆弱又敏感的關系的精準觀察,因為很顯然,毀掉一個人的信任總比辛苦建立來得更快。基于此,人際交往中的複雜性才格外值得深思。

除了巧妙反思社會心理對個人意志的瓦解,向來擅長反映社會問題的法哈蒂,還不忘對公權力展開反思。

Rahim的事迹曝光後,先前嫌他占用公共資源的權力機關,卻率先想到利用媒體大打宣傳牌,讓部門接他的名頭風光一回,爾後又在Rahim人設崩塌後果斷遷怒于他,怪其行為不檢敗壞機構信譽。

一來一回中,權力占有絕對的話語權和評判力,對Rahim而言,他不過是這套話語體系中的一枚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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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個細節暗示了導演對官僚主義的批判。

Rahim雖然無法找到失主證明自己拾金不昧的事實,給到的間接人證也包含弄巧成拙的善意謊言。可導緻大家作僞證的理由,無一不源自對伊朗法律的恐懼。

幫其籌集善款的慈善組織曾說過,他們幫助類似Rahim一樣的人,是為了減緩法院對被告人的過重判罰。

一個在别國看來罪不至死的過錯,到了伊朗卻可能讓當事人遭遇死刑(比如穆斯林文化中對通奸罪的處理)。不光法律嚴苛,法律的執行者也沒有做好真誠聆聽弱者的準備。

明明Rahim和證人距離檢察官的辦公室僅一步之遙,隻要他有所表示,對方就能予以回應,但他卻用電話方式呼叫同僚走程序。系統的冗長繁瑣由此可見一斑。

如此環境下,回應它的最好辦法,或許就是将錯就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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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劇的是,Rahim一行人賭輸了。

意識到自己無力改變社會已然形成的成見,而人們也未必能領悟謊言并非全都來自險惡用心過後,Rahim最終選擇放棄掙紮,前往他應該前往的目的地:監獄。

他用實際行動“殉道”,并通過空間上的禁锢,保留了最後一抹旁人難以察覺的尊嚴。

從衆人敬仰的英雄到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隻需要一句流言。

這是偏見和誤解被當作既定事實廣泛散播的結果,也是每個人都在經曆的現實。

撰文 / Zed

策劃 / 輕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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