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諾貝爾文學獎作品改編電影中對日本的反思

一個人為了保全自己的“尊嚴”，為了在犯下不可饒恕的錯誤後繼續存活下去，究竟能将自己欺騙到何種程度？一個國家呢？

在2025年戛納電影節首映的《遠山淡影》這部電影的故事就讨論了這個令人不寒而栗的主題，它改編自2017年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的日裔英國作家石黑一雄出版于1982年的同名處女作小說。電影忠實地承襲了原著的雙線交織模式，通過在1950年代的日本長崎與1980年代的英國鄉村之間進行時空跳躍，構建了一個充滿心理懸念的記憶迷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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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的悅子正被一股難以名狀的抑郁氛圍所籠罩，這股陰影源自她長女景子近期的上吊自殺。景子是悅子與其第一任日本丈夫所生，在被母親強行帶到異國他鄉的英國後，始終無法融入當地社會，最終在曼徹斯特的公寓中結束了自己封閉而悲慘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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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子将自己人生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一名叫“弗蘭克”的美國士兵身上，幻想着與他前往美國開啟新生活。然而，知子對女兒麻理子卻表現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忽視與殘忍，為了不帶累贅地出國，甚至在麻理子面前殘忍地将女兒心愛的貓崽溺死在河中。在這個時間線中，年輕的悅子始終以一個溫和、負責任的旁觀者身份，審視着知子的生活方式，并在潛意識中将自己與知子進行了強烈的道德對比。

然而，随着老年悅子的故事逐漸露出破綻，觀衆和妮基突然在結尾的反轉中發現：知子和麻理子根本不存在，或者隻是悅子對自身記憶的扭曲投射；知子就是悅子，麻理子就是景子。

悅子為了離開日本來到英國生活，背叛了自己在日本的第一任丈夫，嫁給了一個英國人，甚至可能無比殘忍地處理了當時自己懷孕的所謂“累贅”（溺死的貓崽的暗示），這是怎樣可怕的一個女人！她強行将年幼的長女景子從熟悉的文化母體中連根拔起，帶到了完全陌生的西方世界。景子在英國經曆了嚴重的文化休克與身份認同危機，并曾經目睹了母親的這種冷血，才會對母親産生極度的不信任，因此景子的結局這時已經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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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昔日學生的公開指控，尾形老師表現出的态度是典型的“國家級自欺”。他堅決拒絕承認自己的教育理念有任何過錯，固執地認為自己當年是為了國家的榮耀而盡責；他反而抱怨戰後的日本年輕人失去了對國家的責任感，受到美國文化影響變得極度自私自利。在這位執拗的老人身上，創作者深刻地映射出戰後日本右翼及整個保守社會對戰争罪行的集體否認。尾形先生無法面對“我奉獻一生的事業實際上是将國家推向毀滅深淵的幫兇”這一殘酷事實，因此他隻能通過貶低戰後新秩序、将責任推卸給時代變遷來維持自己搖搖欲墜的“曆史尊嚴”。

在2025年戛納電影節的首映式上，石黑一雄自謙地評價《遠山淡影》是一部“糟糕的小說”，并幽默地指出有時二流的書也能改編成偉大的電影。學術界普遍認為，實際上，正是這部處女作奠定了石黑一雄畢生探索的母題：個體的記憶是一座可以被随時翻修的危樓，而尊嚴則是支撐這座危樓不倒的最後一塊基石。

在1991年石黑一雄獲得英國布克獎的小說《長日将盡》中，這位日裔英國作家把批判的矛頭從日本轉向了英國，在當年改編這部小說的同名經典電影《長日将盡》（又譯《告别有晴天》）中，奧斯卡影帝安東尼霍普金斯也奉獻了我認為是他個人的最佳一次演技，演活了一個自欺欺人的英國管家。

《長日将盡》或者說《告别有情天》的劇情同樣由一條“現實線”和一條“回憶線”交織而成：

現實線發生于1956年： 英國老管家史蒂文斯（安東尼霍普金斯飾演）效忠了一輩子的達林頓勳爵已經去世，莊園被一位美國富豪買下。史蒂文斯向新主人借了車，踏上了一場前往英國西部的公路旅行。他名義上是為了去拜訪昔日的女管家肯頓小姐（同樣是老戲骨的艾瑪湯普森飾演），想邀請她回莊園重新工作；但在内心深處，他其實是想去确認一段幾十年前錯過的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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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遠山淡影》還是《長日将盡》，作為主要叙述回憶者的悅子或史蒂文斯都是“不可靠的叙述者”。石黑一雄在公開訪談中說，他筆下的角色并不是精神錯亂的瘋子，而是陷入“日常自欺”的普通人。“我在過去因為那些不可靠的、自我欺騙的、情感克制的叙述者而受到贊譽。但這種自欺是大多數人共有的特征。”石黑一雄指出，當人們回顧自己失敗的一生時，發現很難以完全直接的方式看待事物。他關注的焦點并非角色到底做錯了什麼，而是他們“如何與這些錯誤達成妥協”。謊言在此處成為了維持尊嚴的最後堡壘。

悅子與斯蒂文斯的心理現象，可以在法國存在主義思想家薩特的哲學體系中找到完美的理論支撐。薩特提出了“自欺”（Mauvaise foi，即 Bad Faith）的概念。在薩特看來，人類擁有絕對的自由，必須為自己的選擇承擔絕對的責任。然而，這種自由帶來了無法承受的存在主義焦慮。為了逃避這種焦慮與責任，個體往往會否認自己的自由，将自己物化為某種社會角色、階級屬性或外部環境的犧牲品。這顯然是人性的惡習。

在《長日将盡》中，斯蒂文斯将自己異化為一個“管家機器”，主動讓渡了作為人的自由意志與道德判斷，将所有的曆史責任推卸給階級體系與雇主。他堅信這就是一個英國管家應有的最高尊嚴。同樣，《遠山淡影》中悅子的行為也深深契合了薩特的“自欺”哲學。在面對跨國移民和女兒悲劇時，悅子将自己塑造成一個被動卷入時代洪流與戰後困境的旁觀者。通過虛構知子，悅子實質上是在進行存在主義意義上的逃避：“是那個名叫知子的女人做出了殘忍的選擇，而我隻是一個在曆史廢墟中無能為力的目擊者。”他們都通過向外部世界出讓自由，換取了道德上的免責與虛假的“尊嚴”。而尾形老師和達林頓勳爵所代表的日本和英國的守舊勢力，也印證了“國家亦有其尊嚴的自欺”這一殘酷的曆史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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