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體的摧毀，逡巡于民族主義的困惑。從人類學的視角出發，切腹諷刺了一種民族恥感，在西方，是基督教的原罪，通過自我規訓而達到超越性彼岸，而在東方，則表現為來自他者注視的儀式，此處他者并不指示某個個體或集體，而是他們背後所代表的，“康德式律令，”即某種道德或法規，強力的戒饬以此來達到全民族的奴性，形成一種共同體倫理，而切腹所要摧毀的，便是根植于日本人心中的武士道倫理，通過曆史權力順次的倒傎，砸毀象征倫理顯像的盔甲，完成了一次尼采式的毀神，其中最為道勁的無疑是切腹本身，其展示的”身體一主體”的奇觀式景象，映射的是意識形态運作的機體，其本質是福柯說” 話語一權力” 的建構，武士通過對身體主體的自戕，近乎宗教泛靈型的儀式，形成一種武士道精神的倒錯，一如拉斯馮提爾的作品中以宗教性儀式來摧毀上帝的構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