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蘇敏阿姨為女性書寫提供了一個絕佳的範例式的故事,那麼影片《出走的決心》則以冷靜、克制、客觀的創作觀,為觀衆呈現了決心背後的泥沼,這不是李紅一個人的故事,也許在你我左右就有李紅在發生,但她們終身未能出走,被長久地困在等待裡。
說影片很客觀,首先是因為片中的人物都處于平均值,沒有刻意的添加或削減。将李紅的遭遇擱置于社會面,應該處于日子還能過的層級——距離不幸尚有距離、夠到幸福幾無可能,如果她沒有那一刻的決心,一生也就那麼過去了,她并不比同時代的女人更糟,瞧,那個被老公寵着的馬婕,不也成了被留在家中帶孫子的老人麼。
李紅的丈夫孫大勇,有觀衆說“姜武演得保守了,應該讓自己爸來演”,也有觀衆說(估計是男性)“哪有孫大勇這樣的男人,純屬刻意抹黑”,要我說,孫大勇這個人物很客觀,導演既沒有厭男也沒有媚男,他就是一個具有平均意義的典型男人。在外沒有什麼大作為,送個禮也會冒泡,但回到家卻以“明事理”的一家之主的身份吆三喝四,他在既有的男女權力框架下,行使着他認為應得的那一份。
女兒孫曉雪,那幾乎就是當下子女的真實寫照。不論是對于母親的同學聚會,還是學習駕駛、買新車,她都是支持的,一如我們這個時代吃到性别平等紅利的子女,她會将紅利的一部分拿出來與母親分享果實,一半出于對母親的憐憫、一半是因為這些對她來說尚有餘力;但,當她自身陷入困境,需要有人為自己做出犧牲,她第一時間會選擇犧牲母親,與父親站到一隊,成為指責者、脅迫者。
女婿徐曉陽,看起來有着比嶽父孫大勇更多的對女性的尊重和認同,但隻不過是男女擁有同等經濟能力下的一種狡黠,這個人物同樣很時代。徐曉陽會對孫曉雪噓寒問暖,甚至還有些耙耳朵,他也會為孫曉雪挑選衣物,以示某種關心。但,帶孩子很少上手,打圓場的背後更多是在推卸責任,即便是給孫曉雪買了衣服,也是以嬰兒不傷膚為首選,比起嶽父孫大勇,徐曉陽肯定是進步了的,但遠達不到進化的程度。
以上的客觀,在當下“吸睛”為主的市場内,是罕見而珍貴的。所以,當李紅奔赴山川湖海、壓遍大路小徑時,我們感受到的是一種舒暢和慶幸,而不是一種勝利;當我們看到電話那頭的孫大勇窩在逼仄的空間内,兩眼茫然、孤寂落寞時,我們感受到的是某種時代的悲哀,而不是複仇般的大快人心;也正是這份客觀,令“我們生來不屬于什麼地方”,變為一種自由意志的傳遞,而不是農奴翻身的号角。我喜歡這份客觀,深愛着這份客觀,這份客觀是今年女性題材中的獨一份,這才是真正的好東西!
為什麼說《出走的決心》才是真正的好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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