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針對猶太人的大屠殺無疑是人類曆史上最大的暴行之一。但對執行者而言，這也是一次幾乎不可能完成的艱巨任務——對多達1100萬歐洲猶太人實施“最終解決”，并完成了600萬人的大規模種族滅絕，這不是僅憑冷血和殘暴所能辦到的。這還必須依靠精确的計劃、合理的協調運作、先進的設備、高效的執行、成本可控，以及全程“合法合規”，方能獲得如此驚人的“成就”。總而言之，這是一次完美的殺戮，完美到除了20世紀的德國人以外誰都幹不了。而它的起始，不過就是15個人花90分鐘開了一個會，曆史上稱之為“萬湖會議”。它見證了人類的理性和瘋狂、智慧與殘忍，能夠達到怎樣的程度，又造成了什麼樣的結果。
序幕：與會者
1942年1月20日，柏林近郊萬湖之濱的萬湖路58号别墅即将召開一次秘密會議。而早在3個月前，有關此次會議的邀請函就已經拟好并分發給了相關部門，邀請函開宗明義地寫道：“1941年7月31日，大德意志帝國的帝國元帥委托我，在其他中央部門的協助下，為徹底解決猶太人問題做好一切必要的組織和技術準備，并且盡快向他呈送一個完整的解決方案。”而現在，對會議精神早就心領神會的德國政府各部、納粹黨、東部占領區和黨衛隊的代表正紛至沓來，參加這場決定千百萬人命運的讨論。
......會議的組織者之一，黨衛隊少将、帝國保安總局（RSHA）第四局長、蓋世太保總負責人海因裡希·缪勒（Heinrich Müller）率先抵達會場。與此類人物通常給人的印象不同，這個令人生畏的秘密警察頭子一開始并不是狂熱的納粹分子。一個納粹地方官員曾在1937年寫道，“我們不敢想象他竟然是黨員。”他甚至曾嘲笑希特勒是“失業的移民粉刷匠”和“奧地利逃兵”。不過，另一些納粹官員注意到缪勒“有難以置信的野心”，“他的超凡能力在任何地方都能得到承認”。狂熱的反共立場是他在納粹政權中經久不衰的關鍵。此外，缪勒17歲時曾志願參戰，并因英勇無畏屢獲表彰。他堅守責任和紀律，像執行軍令一樣完成任務。他是個工作狂，從不休假，也幾乎從不生病；不管德國是什麼政體，他都忠心為祖國效力。正因為如此，黨衛隊首腦海德裡希非常欣賞缪勒的效率和忠誠，把他和他的整個團隊一起招入了黨衛隊保安處。
...會議的籌備者，同時擔任會議記錄秘書的黨衛隊中校，猶太人事務中央辦公室主任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來面見他的上司。艾希曼出身于中産階級，是一個新教徒，同時也是一個激進反猶主義者。1932年，艾希曼加入了黨衛隊。他在黨衛隊接受了高強度的身體和意識形态訓練。不久之後，艾希曼加入了海德裡希的黨衛隊保安處，負責搜集德國境内共濟會的情報。他的勤奮和高效使他在黨衛隊内部迅速晉升。
...除了缪勒和他的部下，幾個政府部門的與會者也已經早早抵達會場。他們正在談論東線逐漸黯淡的形勢。就在8天前，陸軍元帥賴歇瑙突發心髒病身亡，這是德軍在莫斯科遭遇災難性失敗的反映。此刻，希特勒和納粹統治集團中的每一個人都清楚，戰争将不會按照他們所期望的那樣盡快結束。他們現在接受了一個事實，那就是戰争将持續整個冬天，盡管他們仍然認為，蘇聯将在1942年夏天的某個時間垮台。因此，将歐洲猶太人驅逐到東方的運動将于戰争結束之前進行。這就是萬湖會議召開的背景。
...埃裡希·諾伊曼（Erich Neumann），四年計劃全權負責人辦公室國務秘書，他作為納粹戰時經濟的掌控者，權勢熏天的二号人物戈林元帥的代表參與此次會議。
...站在他對面的是司法部國務秘書羅蘭德·弗萊斯勒博士（Dr.Roland Freisler），此人後來以臭名昭著的納粹“人民法庭”庭長身份聞名于世。在弗萊斯勒掌管之下，德國的死刑判決飙升，在進入人民法庭審理程序的人當中，最終有将近90%被判處死刑或有期徒刑，而且判決通常在審理前就已經決定好了。
...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外交部次長，同時也是德國外交部和黨衛隊的聯絡官。他作為外交部長裡賓特洛甫的代表出席會議。
...在室外的露台上，黨衛隊波蘭克拉科夫安全局指揮官艾伯哈特·舍恩加特博士（Dr. Eberhard Schöngarth）正在和魯道夫·蘭格博士（Dr.Rudolf Lange）寒暄，後者是黨衛隊拉脫維亞安全局指揮官。他們将作為“最終解決方案”的執行者在會上交流經驗。海德裡希執掌黨衛隊保安處期間秉承精英主義的用人原則，其幹将多由大學高材生中選拔。另一方面，20年代經濟危機給德國青年精英階層造成普遍的挫敗感，很多人轉而以投效納粹運動作為進身之階。這些為海德裡希所青睐的青年精英均對黨衛隊事業十分投入，在執行嚴酷的滅絕行動時并不會因自己的博士頭銜而稍有悔意。
...格哈德·克洛普弗博士（Dr.Gerhard·Klopfer），納粹黨副秘書長，他代表納粹黨秘書長馬丁·鮑曼的代表出席會議。
...弗裡德裡希·威廉·克裡欽格（Friedrich Wilhelm Kritzinger），總理府國務秘書，他将代表納粹總理府處理和“最終解決方案”有關的行政程序問題。
...納粹黨大區長官、東部占領區次長阿爾弗雷德·邁耶博士（Dr.Alfred Meyer）和東部占領區政務委員喬格·賴布蘭博士（Dr.Georg Leibbrandt）也到了，他們是納粹在東歐的龐大占領區的大管家，也是納粹意識形态和理論大師阿爾弗雷德·羅森堡的代表。
...約瑟夫·布勒博士（Dr.Josef Bühler），波蘭總督府國務秘書，代表波蘭總督漢斯·弗朗克來争取“最終解決方案”的好處。
...風度翩翩的内政部國務秘書威廉·施圖卡特博士（Dr.Wilhelm Stuckart），他代表内政部長威廉·弗立克，将在會議辯論過程中大放異彩。
...會議的主持人之一，黨衛隊中将奧托·霍夫曼（Otto·Hofmann），他是黨衛隊種族與安置辦公室（RuSHA）主任，負責對被占領土人口進行種族測試和篩選。
...終于，會議的召集者，大名鼎鼎的“金發野獸”，黨衛隊上将、國家安全總局局長、波西米亞-摩拉維亞保護國代理總督萊茵哈德·海德裡希（Reinhard·Heydrich）登場了。海德裡希出生于一個文化程度很高的中産階級家庭。他的父親是歌劇歌唱家，母親是演員，海德裡希自己也是一個技藝娴熟的小提琴手，同時也是第三帝國最優秀的擊劍手之一。1931年海德裡希加入黨衛隊，剛一入職便投入到清除内奸的行動之中。他幹得十分賣力，還說服希姆萊擴大組織的活動範圍，令黨衛隊成為德國警察和監控新力量的核心。海德裡希為人冷酷無情、辦事高效、渴望權力，極端信奉“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憑借為黨衛隊和保安處打造的宏偉藍圖，他迅速赢得了希姆萊的賞識。到了1941年，他已獲得治安警察和保安局局長（CSSD）頭銜，總攬納粹德國的警察與特務大權，同時兼任波希米亞-摩拉維亞保護國代理總督，成為第三帝國最令人畏懼的人物之一，連希特勒亦稱其為“鐵石心腸之人”。
至此，萬湖會議的主角們已經全數登場。他們将在會上讨論什麼議題呢？
議程：什麼是“最終解決”？怎樣執行“最終解決”？
......萬湖會議的核心議題主要就是兩個：明确“最終解決方案”的目标；制定“最終解決方案”的策略與計劃。
“最終解決方案”（Die Endlösung）是納粹德國針對歐洲猶太人系統化實施種族滅絕的計劃的官方稱謂。希特勒将其稱為：“猶太人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 （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納粹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政策是一貫的，但在萬湖會議之前，還從未有過一個統一的計劃和決定，也談不上用理性和官僚的方式予以執行。随着納粹征服地區的擴大，其治下的猶太人口急劇增加。征服西北歐為帝國帶來了近六百萬猶太人，而入侵蘇聯使這一數字又增加了三百萬，怎樣處理歐洲的猶太人，納粹視之為與戰争同等重要的戰略問題。1941年，納粹曾經研究過将所有歐洲的猶太人轉運到馬達加斯加或者阿拉伯地區的相對“溫和”的方案，但因經濟原因無法推進。有鑒于此，黨衛隊全國領袖海因裡希·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終于提出要從肉體上消滅猶太人，這就是“最終解決方案”的初步設想。無論如何，猶太人不會憑空消失。以多大規模、覆蓋多少區域、在什麼地方、以什麼樣的方式達成怎樣的目标，是擺在海德裡希、缪勒和艾希曼這些執行者面前的首要問題，但這并不僅僅是他們的問題。在萬湖别墅，15位代表各部門的高級官員圍坐在一起，所有人都将與滅絕計劃的實際執行有關。帝國的内政和司法部門、納粹黨辦公廳，以及帝國總理府負責法律和行政方面的問題；外交部處理居住在德國境外名義上獨立的國家——尤其是西歐國家——的猶太人問題；四年計劃辦公室負責處理經濟方面的問題；帝國保安總局的黨衛隊種族與安置辦公室将負責執行滅絕行動；執行這些滅絕行動的地點将設置在東方占領區和波蘭總督府的轄區，而黨衛隊将成為“最終解決方案”絕對主導，這是海德裡希的如意算盤，也是他召開萬湖會議的目的。
...會議首先明确了“最終解決方案”的總目标：對從大西洋到烏拉爾山脈之間整個歐洲範圍内的猶太人進行肉體上的消滅。
...總目标的原則并沒有引起與會者太多的驚詫，畢竟這在納粹的決策層裡已經是老生常談的事情了。問題是全歐洲有多少猶太人需要被消滅？怎樣去消滅他們？
針對這些問題，海德裡希首先回顧了納粹掌權至今驅逐猶太人的進展。他援引了由艾希曼提供的一份簡報上的數據：在 1933 年至 1941 年 10 月間，有 537000 名德國、奧地利和捷克猶太人被驅逐出境。接着他又提到一個重要的動向，希特勒最近已經批準了一個将他們驅逐到東方的新政策。他強調，這隻是一個暫時的措施，盡管這個新政策将提供“實用的經驗，并對即将到來的最終解決猶太人的問題具有重大意義。”
......海德裡希讓艾希曼擺出一幅數據地圖，上面羅列着歐洲各國的猶太人數量，包括一些位于德國勢力範圍之外的國家。比如，他提到，在愛爾蘭有4000名猶太人，在葡萄牙有3000名猶太人，在瑞典有8000名猶太人，而在瑞士有1.8萬名猶太人。這幾個國家都是中立國，但是也被包含在清單内，這強烈地暗示，在不久的将來，第三帝國企圖通過給這些國家施加壓力，使其交出猶太人，予以滅絕。最後，海德裡希抛出一個數字：歐洲的猶太人口總共約有1100萬，而他們必須被全部消滅！
......盡管已有心理準備，大部分與會者仍被如此巨大的數字所震驚。轉運并消滅1100萬人，不僅要投入天文數字般的成本，而且整個方案在執行和管理上的難度都是超乎想象的。針對衆人的疑惑，海德裡希提出了黨衛隊早就計劃好的策略：歐洲猶太人将被自西向東“梳理”一遍，有行動能力的猶太人将按照性别，被分配到大規模的勞工隊中，去東方充當諸如修建道路之類苦役的奴隸勞工。但實際上這是滅絕猶太人的另一種方式。海德裡希認為，大量猶太人将因為非人的奴役和疾病等自然原因而被消滅掉，任何在此過程中活下來的人則将被“特别處理”，因為，根據自然選擇理論，他們将孕育更強的下一代，使猶太人再次複興。換句話說，每一個能活下來的猶太人都将被斬盡殺絕。
...這時，司法部和波蘭總督府的代表提出了一個異議：如何處理因老邁而無工作能力的猶太人，以及那些曾經在上次大戰中因功授勳或因傷緻殘的猶太人。無論如何，這些人曾經為德國效過勞，因此也有了一定的社會聲望和影響力。貿然處理這些人可能會引發公衆的反感和法律上的限制。
...他們的擔憂也不無道理。1939年納粹開始實施安樂死計劃，對患有嚴重殘疾、弱智和精神障礙的兒童及成年人進行有預謀的毒殺和餓死，此項行動被稱為“T4”。消息一經傳出，立即遭到民衆的廣泛譴責，納粹的公衆形象遭遇沉重打擊。迫于輿論壓力，1941 年 8 月，希特勒不得不命令暫停此計劃。納粹也明白，即使在德國，也并非人人都是毫無人性的種族主義分子。
...針對這個問題，海德裡希表示為了避免法律和政治上的困難，方案也将設置一些權宜之計。艾希曼概述了不會立即被殺的人的類别： 65 歲以上的猶太人，以及受重傷或赢得鐵十字勳章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猶太退伍軍人，計劃會被送往特萊西恩施塔特集中營，那裡不是滅絕營，設施和待遇也會相對好一點。 海德裡希相信，有了這個權宜之計的解決方案，公衆也就沒什麼理由去阻撓和幹預“最終解決方案”的實施了。
...短暫的茶歇過後，會議繼續進行。既然目标已經确定，策略也已分明，那麼下一步就是确定行動的對象：哪些人會被當做“猶太人”而被納入“最終解決”程序？
...雙親都是猶太人的猶太家庭自不待言，一半或四分之一混血猶太人以及與非猶太人結婚的猶太人的情況更為複雜。對這些人群的甄别面臨法律上的障礙。因為根據 1935 年的紐倫堡法案，他們的種族定位模棱兩可。會議就此議題進行了冗長而咬文嚼字的辯論，内政部的施圖卡特博士伶牙俐齒的辯論堪稱本片最精彩的章節。然而，施圖卡特博士的駁诘并非出于正義和人道，而僅僅是出于法律人的職業癖好，讓屠殺變得更符合法條和邏輯。最後，他建議對混血猶太人實行強制節育，這樣不僅完全“合法”，也将在一代人的時間裡自然淘汰全部“猶太人”。
......影片中的一個細節值得玩味：海德裡希對施圖卡特的态度感到不滿，認為他是為了個人立場有意攪局。于是兩人在密室裡作了一番交談。施圖卡特為自己的觀點做了一番辯解，聲稱自己的作為是為了營造“秩序感”。“秩序感”這個詞在會議的讨論中反複出現，從中可以看出納粹統治的秘傳心法。所謂“秩序感”，也就是一種由各種标準和規定組成的規律。它是明确的，可以被理解，也隐含着一套能夠自圓其說的邏輯。人們理解了這套邏輯，便自信能夠掌握規律，從而通過遵守“秩序”獲得心理上的安定感，他們的一切行為也都将在“秩序感”的隐秘支配下變得可控和可預測。 正因為有了“秩序感”，納粹的一切暴行和歪理都在瞬間實現了邏輯上的自洽和現實中的合理，納粹主義才不會變成一陣風式的運動，而真正融入民族的血脈，假以時日便會凝結成文化傳統中牢不可破的律法與正義。這不正是海德裡希夢寐以求的東西嗎？
...海德裡希是一個聰明絕頂的人物。他的言談中沒有粗鄙和簡陋的措辭，對海德裡希來說，納粹意識形态似乎完全是客觀的，是由一套無可争議的思想和看法組成的，而他的野心就是用冷酷無情的效率将這種意識形态落到實處。他的大多數下級和同事都懼怕他，即使是希姆萊也如此。 隻要稍加點撥，他立刻明白了，施圖卡特和他在本質上是同一類人——“秩序人”。
...會議進行到這裡，已經對“最終解決方案”的大部分問題達成共識。還需讨論的事項終于隻剩下一條：用什麼方式屠殺猶太人？黨衛隊之前的方式是組建别動隊執行大規模槍殺，而後掩埋或者燒掉屍體。但要用這套老辦法處理1100萬猶太人，則不免緩慢而低效。這時，總理府代表克裡欽格發言了，他十分關心以往被忽視的心理問題。雖然納粹在屠殺猶太人方面毫不留情，但他們畢竟不能擺脫人類的感情。持續殺害手無寸鐵的平民，屠戮包括婦女兒童在内的無辜者，給德軍士兵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壓力。這些心理壓力會摧毀他們的精神，讓他們徹底變成殘暴的野獸，從而對納粹在國内精心營造的“正常秩序”造成破壞。克裡欽格先生提出了一個問題：怎樣讓德國士兵盡量擺脫屠殺造成的心理陰影，身心健康地返回故土，讓他還能夠在家人和公衆面前扮演一個好父親、好丈夫和正派的守法公民？
...阿道夫·艾希曼終于迎來了他的高光時刻，他用極為簡潔的語言，展示了一個極為清晰的“最終解決方案”流程：蓋世太保将通過甄别鎖定應該被“最終解決”的猶太人——猶太人将接到通知，帶上行李，到指定集合點報道——然後他們将被蓋世太保押上列車，轉運到指定的集中營——集中營将建立在東部占領區和波蘭總督府地廣人稀的地區，隻通一條鐵路，遠離居民區，完全不擾民——猶太人到達營區後下車列隊，他們的行李和随身财産将被沒收——黨衛隊對囚犯進行現場篩選，有技能和适宜勞動的人将被留下，剩下的老弱病殘将被赤條條地帶去“淋浴”——通過特别設計的“淋浴房”、“淋浴”設備和焚屍爐将進行高效處理，最大限度節省人力物力财力。誠如艾希曼所言，這套方法“使得高度分工化、結構化流程成為可能，任何親近關系和同情心引發的刺激都将不複存在，技術化、有效率，而且完全匿名。”
.........在場的代表都對這個近乎完美的“最終解決方案”表示了由衷的贊賞，它充分展示了德國人所特有的理性、智慧和嚴謹周到，也充分體現了德國人敢于不顧一切貫徹元首意志的堅定信念和戰鬥精神。當然，海德裡希也沒有忘記對與會者進行一番恭維，以便打消他們可能殘存的最後一絲人性的疑慮。
...閉幕：勝利者們，失敗者們……
90分鐘的萬湖會議圓滿結束。各方代表都在“最終解決方案”中得到了他們想要的：四年計劃辦公室和戈林元帥得到了“方案”不會占用太多經濟資源的承諾；司法部和内政部對“方案”的“合法合規”感到安心；外交部将通過敦促歐洲仆從國轉運和消滅猶太人而擴大權力；東部占領區和波蘭總督府瓜分了支配處決和掠奪轉運猶太人的特權；納粹黨部對“方案”貫徹了黨的精神而感到振奮，所有人都從猶太人問題這個“元首的親孩子”身上沾了光。
...當然，會議最大的勝利者是海德裡希和他的黨衛隊。萬湖會議證明，無人敢于質疑黨衛隊對“方案”的主導權，而根據會議決議，一旦進入“方案”流程，有關猶太人的一切事務都将置于黨衛隊的絕對控制下，其他部門不容置喙。黨衛隊由此獲得了超然于政府、法律和國家之上的漫無邊際的權力。會議結束後，參會者閑站了一會兒，喝着白蘭地酒并相互慶祝一天成果頗豐的工作。海德裡希、缪勒和艾希曼三人靠着壁爐坐下，這三個人都來自帝國保安總局。海德裡希開始抽煙，品嘗法國白蘭地酒，神色怡然。艾希曼後來說，他之前從沒見過海德裡希這麼高興，或者至少很多年沒見到了。
...正如為會議做記錄的艾希曼後來承認的那樣，萬湖會議讨論的是關于殺戮的事宜，通常“以一種直截了當的口氣……完全不考慮是否合法/按照法律語言”來表達。然而會議紀要卻是用典型的官樣文章的格式和措辭進行了重新潤色，大部分過于直白的說法都被替換了，就像“最終解決方案”本身的說法一樣，人們從字面上根本看不出什麼令人毛骨悚然的東西。然而，在讀到海德裡希呈送的會議記錄副本時，納粹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立即心領神會：“猶太人問題現在必須在全歐洲範圍内進行解決。”
千百萬歐洲猶太人的災難降臨了。
...影片到這裡結束了，然而這并非是曆史的結局。雖然600萬人猶太人慘遭殺害，但猶太民族卻終究沒有滅亡，以色列的複興早已證明了這一點。那麼德國人自己呢？衆所周知，二戰歐洲戰場以納粹德國的徹底敗亡而告終。在這場失敗的戰争中，至少有800萬德國人喪生，其中包括600萬軍人，這還沒完。諷刺的是，戰後的歐洲，特别是東歐，為報複納粹的侵略暴行，開始實施針對德意志民族的“最終解決方案”，即驅逐和屠殺本國的德裔居民。根據統計，波蘭總共驅逐了610萬德裔居民，捷克驅逐了300萬，匈牙利驅逐了62.3萬，羅馬尼亞驅逐了78.6萬，南斯拉夫驅逐了50萬……到了1950年，超過1200萬德意志人被迫遷徙或被從中東歐驅逐出去，至少50萬人遭到屠殺。
以萬湖會議為開端的“最終解決方案”，終于逆練到德國人自己頭上了，而且還超額完成了指标。事到如今，誰是勝利者，誰又是失敗者，曆史已經做出了它的判斷。
...那麼，那些參會者的結局又如何呢？
黨務副秘書長格哈德·克洛普佛博士在1945年逃離柏林。後來他被拘捕并被控犯有戰争罪，後因證據不足獲釋。其後他在巴登-符騰堡的烏爾姆當稅務顧問。克洛普佛于1987年去世，他是最後一個去世的萬湖會議的與會者。
總理府代表克裡欽格先生，也就是那位關注德軍身心健康的“大善人”，在會議結束後，他試圖辭去總理府的職務但得到了挽留。 曆史學家推測，他可能在私下反對萬湖協議，這可以解釋他為什麼辭職，但沒有準确的曆史記錄證實這種猜測。克裡欽格最終于 1946 年被捕。在紐倫堡審判期間，他作為證人公開宣稱自己對納粹政權犯下的暴行感到羞恥。他于 1946 年 4 月獲釋，次年去世。
東方占領區趾高氣昂的大區領袖阿爾弗雷德·邁耶博士在1945年畏罪自殺。他的同事喬格·賴布蘭博士則被盟軍逮捕，蹲了5年大牢後獲釋，轉而從事俄裔德國人文化研究，于1982年去世。
代表波蘭總督府的約瑟夫·布勒博士因反人類罪被波蘭政府判處死刑并沒收全部财産，1948年在克拉科夫的一座監獄裡被絞死。
四年計劃辦公室代表諾伊曼于 1945 年被盟軍拘捕和審訊，但由于健康狀況不佳于 1948 年獲釋，不久因病去世。
外交部的馬丁·路德運氣不佳，裡賓特洛甫對他在與希姆萊和黨衛軍的内鬥中沒有促進外交部的利益感到不滿，并且厭倦了他對辦公室資金的管理不善。路德也不是省油的燈，他策劃了試圖取代馮裡賓特洛甫擔任外交部長的陰謀，但被挫敗并于1944年被投入薩克森豪森集中營；希特勒希望他被絞死，但希姆萊保了他。 1945 年春天，他在自殺未遂後被蘇聯軍隊釋放，但不久後因心力衰竭去世。
司法部代表羅蘭德·弗萊斯勒在會後官運亨通，升任納粹“人民法庭”庭長，弗萊斯勒的最為人所知的特色便是當庭羞辱被告，并且對着他們大聲咆哮。他主審了許多著名的案件，包括對“白玫瑰”成員的審判和“720事件”的審判，大部分嫌疑人都被判處死刑。1945年2月盟軍轟炸柏林，炸彈直接命中法庭建築，弗萊斯勒因來不及疏散而被炸斷的大梁壓死。當時的一份外國的報導表示，“顯然沒有任何人對于他的死亡感到遺憾。”
能言善辯的内政部國務秘書施圖卡特博士因起草反猶法律而在戰後被捕。他在1953年自己生日的前一天死于一場離奇的車禍。人們普遍猜測，“事故”實際上是一起人為的針對納粹分子的暗殺，但摩薩德或其他已知的反納粹團體從未公開承認過與此次襲擊有關。
奧托·霍夫曼于 1948 年 3 月被指控犯有反人類罪和戰争罪被判處 25 年監禁，但在 1954 年他卻被赦免并獲釋，于1982年去世。
海德裡希在東方占領區的兩位幹将的下場也不妙，蘭格博士在1945年2月的波茲南戰役中陣亡或自殺；舍恩加特博士則在戰後被盟軍俘虜。在對其背景進行調查後，他被指控在荷蘭謀殺了一名被擊落的盟軍飛行員。舍恩加特旋即被英國人判處死刑，并在1946年被絞死。
蓋世太保頭子海因裡希·缪勒的結局則頗為神秘。他在1945年5月1日于柏林的元首地堡中最後一次被人目擊，其後下落不明。有人認為他死了，也有人認為他投靠了蘇聯人和美國人并繼續從事秘密情報工作。他也是納粹政權中未确認被捕及未确認死亡的最高級别的官員。
萊因哈特·海德裡希于1942年6月在布拉格遇刺身亡，這位志得意滿的帝國保安局巨枭對自己的安保工作卻并不十分上心，他每天坐着一輛并不防彈的敞篷轎車從十幾公裡遠的郊外官邸到布拉格市中心的辦公室往返通勤，同車的卻隻有一名司機。當兩名捷克特工把炸彈扔向他本人的時候，“金發野獸”再也沒有機會堵住這些緻命的漏洞了。
阿道夫·艾希曼曾在二戰末期被美軍短暫俘虜過，但旋即逃脫。在經過漫長的逃亡旅行後，艾希曼流亡到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雖然他在當地隐姓埋名夾着尾巴做人，但還是沒有逃脫以色列人的追捕。1960年他被摩薩德特工綁架回以色列并于1961年公審，著名政治哲學家，同時也曾是德國猶太難民，“最終解決方案”的幸存者漢娜·阿倫特旁觀了這次審判，并創造了“平庸的惡”這個詞，用來形容一種對自己思想的消除，對下達命令的無條件服從，對個人價值判斷權利放棄的惡。然而，根據奧斯維辛集中營長官魯道夫·霍斯的回憶，艾希曼曾向他表示，自己“完全着迷于摧毀每一個他能抓到的猶太人的想法。”如此看來，艾希曼的惡并不平庸，他和他的主子一樣，都是徹頭徹尾的完美的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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