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女導先驅路漫漫》（The Long Road to the Director's Chair，2025）記錄了1973年發生在西德阿森納爾電影院的首屆國際女性電影研讨會。參會者是來自各行各業的女性，主要來自媒體界，包括電視新聞和電影導演、攝影師，也有其他行業如醫生、作家參與。時年28歲的維貝克·洛克伯格導演和她的攝制團隊一起受邀記錄這一女權主義電影運動的最初時刻。但是，這些影像資料提交給電視台後并未推進相應的剪輯，被埋沒了50年。期間，維貝克導演自己的影片因涉及戰争和堕胎題材受到差評和抵制。在低谷中，她轉為寫作，前後出版了六部小說獲得了很大的市場成功。近些年，随着女性在創作領域呈現出更多的活力，女性主義電影運動再次成為議程，這些資料被找出來，并重新交由維貝克導演剪輯。

影片保留了資料片的特性，也保留了當時記錄的問題，例如因為膠片缺失，隻有聲音素材的情況，此時導演選擇黑底配合居中字幕的方式呈現，帶來了奇妙的沉浸式觀感。黑色的停頓中跳躍的字符，讓我聯想到透明天花闆和看不見的鐵幕，聯想到思維碰撞間詞語的吐納。所有的感官暫停運作，寄托在聲音上。觀衆和導演一起試圖尋找到影片旨在展露的線索——為什麼通向女導的路是漫長的，是什麼阻礙了她手執導筒？聚焦着這個清晰的主題，觀衆獲得了最大程度的沉浸感。

一部一個半小時以訪談為主的紀錄片呈現了半世紀以前的女性在各行各業經曆的處境。一個在電視行業做政治新聞的女士說自己在崗位上要經曆性凝視，以及同事的性騷擾，還有對女人做政治新聞本身的歧視性質疑。一位女攝影師說自己是學校攝影系唯一一個女生，僅僅因為獲得了一次工作機會就被男同事排擠，一開始根本沒機會拍到電影，直到後面才慢慢開始有人找她合作，直到終于有一天獲得獎項成為協會會員。有一位女導演說融資非常難，難到她隻能開始寫作。

除此之外，這些銀幕中的女性創作者聊了許多關于婚姻和兩性的議題，現在看來也特别真實。比如，她們說，和異性同居已經變成一種行事策略，這樣他們不會拿你是拉拉來嘲諷你（“furious lesbian bitch”）。如果你單身，他們會覺得你是loser，如果你結婚了，他們才更願意聽你說。但這也同時帶來不公平的因素，比如一位女導演說，結婚後，她丈夫因為成家的原因可以在項目預算申請上得到更多的資助，而她獲得贊助的概率卻降低。

社會規定了那些更主流的路，比如處在異性戀關系和婚姻中，比如要事業有成就需要像男人一樣行事（獲得權力），但影片中記錄的這些女性顯然沒有輕易妥協，她們選擇拿起所有可供自由表達的媒介，沒有膠片就用錄音沒有電影就用紙筆，沒有大預算就用“新浪潮”的方式拍電影，像這次會議一樣素昧平生卻又相見恨晚，展現出巨大的團結的力量。當然影片也忠實記錄了這些在場女性觀點立場的分歧比如堕胎權，但能感受到她們的自在自為——她們不化妝，不穿胸衣，沒有容貌焦慮，本真地站在一起。

對我而言，比較有啟發的還有一點，一位女性創作者講述自己在片場如何表達憤怒，她說她表達憤怒的方式是哭泣，而這是有作用的。很長時間以來，我都羞于談及憤怒，因為伴随着情緒往往還有眼淚，這是軟弱的象征，但此時因為跨越半世紀的共鳴，我接納了它承載的對問題的看見和嘗試解決的作為。

映後導演維貝克說，她經曆過大半個世紀，體感是六七十年代人們仍然為自己的權益遊走，“共鳴就像空氣般流動”，陌生人能自然連結，如今因為戰争人權還是受到損害，但大家似乎變得更加無感，隻會因為立場一緻而站隊，于是她自問五十年當中世界的進步到底在哪裡？

對于提問的女性創作者，她提到影片中也被大量讨論的，不要去認同那種女性可以完成一切的神話。在片中，女性們用戲谑調侃的方式去講述她們一位共同的朋友，既盡心盡力地充當妻子，又抓住時間努力創作，一直在奔波不停，狀态很差，但她自己很開心，隻是這種差的狀态中，男友出軌，這種突然間打破的平衡，或者說被迫接受的選擇，對她來說恰是一種解放。

一直很想問導演一個問題，她如何看待film和video？她曾經在柏林電影節接受女性主義播客@你妹花園兒 的采訪時，提到“未來屬于TikTok，這無法改變，但我們要奪回媒介，改造出屬于自己的風格。”這部影片像半成品的“粗糙感”恰是她自發選擇的結果，看似這種紀實主義與當下的審美趣味大相徑庭，實則是回到了真實的生活本身。感到女性叙事還有很大的探索空間，尤其是在電影語言上，這幾年的新片給了太多新鮮的感受，但依舊會迷茫題材和情感表達是否過于小衆或者過于内化過于情緒化，會有各種各樣的擰巴在，或許像導演維貝克一樣，珍惜自己的表達欲，無論用什麼方法，先去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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