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Андрей Тарковский
鏡子裡的潛行者
“塔可夫斯基是偉大的，他創造了嶄新的、忠實于電影本性的語言，捕捉生命如同鏡像、如同夢境。”
——英格瑪·伯格曼
“糟糕的一天。我感到很迷茫，心中充滿沮喪……和恐懼……我不能生活在俄羅斯，也不能真正生活在這裡。”
1983年5月25日，羅馬，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在日記中寫道。
日記中這“糟糕”的一天，在他同期的紀錄片《雕刻時光》中被更具體地記錄了下來。
那時候他總是呆在陰暗的房間裡，動辄枯坐一小時，同行的意大利編劇托尼洛不理解他為什麼會“癡迷于這個房間”。而這種不理解也或是一種誤讀，就像對于塔可夫斯基來說，真正迷茫和恐懼的，并非回不去那片土地，而是回不去那個真實的故鄉。
和很多蘇聯藝術家一樣，塔可夫斯基是被迫離開的。
在此之前，蘇聯國家電影委員會主席菲利普·葉爾馬什對他的電影展開了毫無根據的審查。
葉爾馬什的夢想是打造一座“蘇維埃好萊塢”。因此，他更傾向于支持那些擅長好萊塢大片風格的導演，比如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得主謝爾蓋·邦達爾丘克。
像塔可夫斯基這樣影響力大又不聽話的導演自然是眼中釘，甚至他還任命邦達爾丘克擔任戛納電影節的評委，以确保塔可夫斯基的《鄉愁》無緣金棕榈。
就像在 1983年9月16日給父親的信中寫的那樣，這無疑是“最不能接受的”。他不得不前往巴黎開始了流亡歲月。
...在生命最後的時光裡，蘇聯政府“特赦”家人去巴黎探望，塔可夫斯基一度還把陪同的使館人員錯認成克格勃。
1986年12月29日，塔可夫斯基因癌症在巴黎去世。就在他去世的第二天，國家開始改革，葉爾馬什被降職并提前退休。
在他去世之後，蘇聯政府授予他列甯勳章，還恢複了他的半官方職務，蘇聯電影界對他的态度從原先的羞辱排斥，轉變為近乎奉承的誇贊，偶像式的崇拜和對流亡藝術家身份的獵奇，人們開始将塔可夫斯基奉若神明。
誕生、禁锢、毀滅、沉默，都是某一種缺席，或者，在那個關于回不去的故事裡，他早就知道，自己将永遠是一個在曆史、宗教、民族中的潛行者，他需要用電影這面鏡子讓它們回來。
隻有電影這面鏡子。
昨天4月4日，是塔可夫斯基90歲誕辰。
...緣起——父親的缺席
“父親在我的生活裡總是缺席的。”
在塔可夫斯基的作品序列中，有“獻給母親”的《鏡子》，有“獻給兒子”的《犧牲》，但是唯獨沒有獻給過父親。
塔可夫斯基的父親叫阿爾謝尼·塔可夫斯基，整日作詩、翻譯、會友、混文藝圈、鬧婚外情，他在特殊的年代創作了大量風格沉郁的詩歌，塔可夫斯基就在電影中引用過很多父親創作的詩歌。
...在電影《鏡子》中，母親總是坐在田野的橫木上抽着煙，等待從灌木叢那邊回來的父親。
父親沒有從灌木叢那邊向房子走來。
...1932年4月4日，塔可夫斯基降生于伏爾加河流域的劄弗洛塞鎮，7歲被送往莫斯科讀書。
...二戰爆發後媽媽帶着他和妹妹遷回位于伏爾加河畔的老家，1943年，全家再次搬到莫斯科。
不斷的戰亂、貧窮和瑣事讓父親決定不再回來了。
1954年6月，22歲的塔可夫斯基如願考入電影學院。在學院的六年進修中，他的導師——蘇聯著名導演米哈依爾·伊裡奇·羅姆給予了他很大的幫助。
...《壓路機和小提琴》是塔可夫斯基的畢業作品，于1960年攝制完成。
雖然相較于其日後的作品顯得稚嫩，仍可通過此片窺見他之後影像探索上的諸多要素已初見端倪。
塔可夫斯基憑借着這部畢業短片在蘇聯電影學院獲得了聲譽。
...隻有在夢裡，母親和布谷鳥，妹妹和紅蘋果，沙灘上的嬉戲打鬧才會如此無憂無慮，鏡頭外的塔可夫斯基和鏡頭内的伊萬才能獲得屬于童年的快樂。
但，童年是留不住的，再美的夢也終會醒來。
現實隻有潮濕陰暗的房子、沼澤和炮火，隻有死去的拉斜霍夫和莫羅茲，隻有德國人在河對岸制造的死亡和恐怖。
...作為塔可夫斯基的劇情長片處女作，《伊萬的童年》榮獲1962年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
在此之前，蘇聯還沒有哪一部電影捧起過這一曆史最悠久的電影節大獎。
甚至驚動了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專門撰文盛贊年輕的“小塔”，認為這是他近些年來看過的最出色的電影之一。
...塔可夫斯基受到廣泛國際贊譽的同時，卻遭到了蘇聯當局的批評：這片子無非是迎合資産階級的口味玩弄神秘的把戲。
就在國内外對這位新人導演的處女作争論不休時，塔可夫斯基卻早已和岡察洛夫斯基一起撰寫關于偉大的俄國聖像畫家安德烈·盧布廖夫的劇本了。
...與《伊萬的童年》類似，《安德烈·盧布廖夫》一經問世便在歐洲諸國引起了熱烈的反響，戛納電影節甚至打破常規，授予該片影評人聯合會獎。
然而在國内，這部史詩級的作品卻被當局束之高閣，直到五年後（1971）才準許發行公映。
...如果說《安德烈·盧布廖夫》之于影史堪比《戰争與和平》之于世界文學，那麼《鏡子》則可與《安娜·卡列尼娜》相媲美。
把塔可夫斯基的電影同托爾斯泰的小說進行直接對比或許不妥，但必須指明的是，以普希金、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為代表的俄國古典文學給予塔可夫斯基精神上的影響是巨大且深遠的。
...然而，《鏡子》的叙事風格與俄國古典文學傳統大相徑庭，倒是與西方現代文學中的意識流小說更為貼近。
影片完全抛棄了傳統型的直線邏輯叙事，轉而采取連貫性的詩意叙述手法，這種叙事手法同普魯斯特的巨著《追憶似水年華》以及福克納的代表作《喧嘩與騷動》均頗為相似。
緩緩流淌詩意的長鏡頭将現實、回憶、夢境交織，巴赫、佩爾戈萊西、珀塞爾的音樂，輔以畫外音朗誦的阿爾謝尼·塔可夫斯基的詩歌，這一切都鑄造了《鏡子》在電影史上獨一無二的品格。
...塔可夫斯基曾在日記中寫道：“我的目标是把電影置于别的藝術形式之列。要讓它等同于音樂、詩歌、散文等形式。”
英格瑪·伯格曼則這樣評價：“初看塔可夫斯基的影片仿佛是個奇迹。
蓦然我發現自己置身于一個房間的門口，過去從沒有人把這房間的鑰匙交給我，我一直都渴望能進去，而他卻能進入其中，行動自如，遊刃有餘。”
這當然更多的是對塔可夫斯基的贊賞，但是當塔式電影變成一個沒有鑰匙可以打開的房間，是不是意味着在某種程度上導演和觀衆的徹底割裂？
或者說，當塔可夫斯基進入房間時，他是不是隻是為了讓自己被看見？
...在自傳《雕刻時光》中，塔可夫斯基指明了導演的作用和定位：“劇組同事可以給導演無盡的幫助，但歸根結底隻有導演的思想才能使電影達到最終的完整。”
盡管他是在闡述“作者電影”的觀念，字裡行間透露出的某種自傲甚至自負亦無需明言。
也許他被壓抑了太久，這個曾經對蘇聯電影當局做過“認真深刻”檢讨的人，這個不得不低三下四向瑞典制片人索求低微片酬的人，這個在威尼斯赢得金獅獎後四處給政要們寫信求援予以藝術自由的人，也許在電影這面鏡子裡才能找到真正統領一切的權力。
那一刻，他是自己真正的父親、唯一的上帝。
烙印——回不去的宿命
在電影《飛向太空》中，克裡斯說“我不回地球了，和你在空間站裡生活”。
當克裡斯終于回到了那個甯靜的村莊，當鬥牛犬歡迎他的歸來，當池塘、樹木、小鳥和大地呈現出詩意——這真的是地球，真的是人類生活？
兩個男人，一間小屋，一片樹林，在漸拉漸遠的鏡頭裡，他們隻不過在一座島上，四周就是透明的海洋——
克裡斯根本沒有離開索拉裡斯星球的海洋，他自己反而變成了海洋的一部分，他隻是那個被人類的腦電圖截取了記憶，複制出來的克裡斯。
...萊姆的小說不僅是一部重要的科幻作品，也是一部脫離于現實世界的邏輯的哲學佳作。
當然，閱讀小說更多要靠我們的聯想，如同仰望星空，朦胧中愈發撲朔迷離。電影則像靜物台上的石膏像，遠觀可窺輪廓，走近能看細節，給它打上一盞燈，便更加立體。
當現在的科幻片還在平行世界打轉時，這部包含了太空站、外星球、火箭、失重等諸多科幻元素的影片早已在半個世紀前就飛向現代哲學難以觸及的，文字無法表達的“太空之外”了。
從《伊萬的童年》開始，蘇聯電影委員會就從未停止對塔可夫斯基的诘難。
批評《安德烈·盧布廖夫》讓聖像畫淋雨使民族受辱；
《飛向太空》則被踢皮球式地耽擱了十年之久，拍完之後又推遲了三年上映；
直到《潛行者》問世，委員會對劇本仍提出了一系列疑問：這個故事到底表達了什麼思想？“區”是從哪裡來的？是集中營的隐喻嗎？
百般解釋的塔可夫斯基不僅沒能消除質疑，反而“誣陷國家”的輿論甚嚣塵上，《潛行者》也因此成了他在蘇聯拍攝的最後一部電影。
...之所以會帶來如此大的非議，源頭正是片中寓意極強的引申含義。
與當局的武斷猜測不同，塔可夫斯基的寓言更多是關于個人與世界、精神與物質、人性與關懷的探究，以及探讨當時乃至當代普遍存在的”精神内涵”。
這部1979年的影片的“寓言效果”在七年後的切爾諾貝利得到了應驗。
9.3萬人死亡，近27萬人緻癌的現狀不斷提醒着世界科技是把雙刃劍，可惜寓言似乎收效甚微。
更戲劇的是，塔可夫斯基本人罹患肺癌就極有可能與該片拍攝周期過長，長期暴露在受到污染的環境之中有關，一個例證就是他的妻子拉娜以及本片主演安納托裡·索洛尼岑都死于肺癌。
...從缺席到回歸，從沉默到言說，塔可夫斯基在“回不去”的人生中尋找父親，尋找故鄉，尋找人類。
從鏡子的這一邊到另一邊，既是克裡斯房中挂着的安德烈·盧布廖夫繪制的聖像，這是對信仰的虔誠，對普世之愛的執着，對民族苦難的體味，對藝術的敏銳的感知力。
也是潛行者。
一個像堂吉诃德、梅什金公爵那樣的理想主義者，他們為崇高的精神而戰，卻又不可避免地在現實中慘敗。
...※參考：
「1」安德烈·塔可夫斯基：鏡子裡的潛行者，五行缺水，豆瓣，2020-07-04
「2」塔可夫斯基的圖文集，回顧天才電影導演的一生，曾夢龍，好奇心日報，2020-02-18
作者｜摸魚（煮觀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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