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場活動由PlusOneFilms(POF)組織,在倫敦The Garden Cinema放映了黃信堯導演的短片《大佛》和長片《大佛普拉斯》,映後導演黃信堯參與了線上的Q&A環節,主持人為KCL的Chris Berry教授。以下為文字版:
Chris Berry:你之前有拍過至少十幾年的紀錄片,然後《大佛普拉斯》和短片《大佛》是你首次嘗試虛構的電影類型拍攝,做出這個轉變的心路曆程是什麼?
黃信堯:我一直在紀錄片創作裡面嘗試不一樣的方式做創作,因為經曆了十幾年,于是我又再想要嘗試其他的創作類型。一開始我開始嘗試廣告的拍攝,然後那時候就開始想要嘗試劇情的拍攝,然後其實我一直很想要從事實驗片的拍攝。後來因為TW剛好有一個可以申請的補助,所以我開始創作短片。影像的創作都是我喜歡的。我覺得我不排斥任何的影像形式的創作。
Chris Berry:在這部影片中我們看到有很多搞笑的部分,但也有很多充滿憤怒的情緒,有很多黑色幽默,我想問在過去大概2012年-2017年這五年間,TW發生了什麼事情促使你想要制作這樣一部很充滿現實主義的電影?
黃信堯:因為我在年輕的時候,在還沒創作紀錄片之前,其實參與了很多社會運動,也因為參與社會運動而開始嘗試紀錄片的拍攝。這電影裡面的很多故事情節,對我來講是我十幾歲的時候就一直影響着我,一直到最後我寫出這個劇本。但是真正讓我想要要寫這個劇本的一個動機是來自于大概在2015年和16年的時候,當時的TW社會并不是一個很好的狀态。因為那時候TW的政府讓人民沒有辦法信任,然後爆發了非常多的社會事件。于是我開始興起,想要書寫一個故事來反映當時.
其實大佛這個意向我們可以把它想象成很多我們相信的東西,例如我們相信法律,相信很多應該很公平正義的,可是事實卻不盡人意。所以我那時候就有這個想法想要反映的是我們實質性的東西,其實很值得我們懷疑。簡單講就是故事裡面很多情節是我這一二十年來的一些社會累積,然後知道政府的社會狀況,讓我有起心動念寫這個劇本。
Chris Berry:我們都知道這部影片中人物講的是非國語,但是在TW的标準話是普通話和國語。你作為來自TW南部的導演,講一個這樣的故事,關于語言這部分你是怎麼考量的?
黃信堯:第一個就是因為這個故事的場景就是在中國台灣南部,然後我書寫的人物其實在整個中國台灣的社會狀況底下,他們照理說是講T語,于是我就設定他們是講非國語的。第二個是因為我自己擅長的應該是說我自己的習慣。那于是我就覺得主角電影裡面的人都講非國語,我的旁白也是這樣理所當然。
但是TW已經應該有幾十年沒有台語電影,所以這是比較特别的地方。在拍大佛短片的時候,因為是自己的錢,然後既然所以我就覺得想要做一個純台語的片子,因為我覺得那才是符合這群人生活的樣子。到了長片的時候就比較多投資人,但是因為在監制鐘孟宏演的支持下,他也覺得我應該堅持原來的創作方向。
所以這個電影很特别的地方是它當年集結了所有TW不賣座電影的特點。但是我的監制也是導師鐘孟宏導演,他覺得我們就是把電影拍好,拍一部好的電影,其他的我們不要想,所以在他的支持下,我才有機會把這部電影完成。
Q:在音樂方面是如何跟林生祥先生協調并創作出很符合電影情節的這些配樂?
黃信堯:我對配樂其實非常的不在行,所以我們在剪輯的時候是我跟剪輯師還有鐘孟宏導演共同讨論音樂,然後先配上參考音樂。然後那時候我們在讨論要找誰來做配樂的時候,我們想到了中國台灣一個非常知名的歌手林生祥,他很特别的地方是他是客家歌手,我覺得他跟我的電影其實都有相同的靈魂跟氣質,于是我們想要找他來做音樂。
所以我們電影做的差不多的時候,我們把電影交給林生祥,電影裡面有一些我們想要的音樂方向。我覺得我的電影算是比較反映社會現實。林生祥他也是一個關注社會的歌手,于是我們在溝通上其實蠻順暢的。
Q:片中那頂假發很有存在感,它甚至有的時候看起來又很有攻擊性。我想問一下是有意而為之嗎?
黃信堯:在2015-2016年我在書寫這個劇本的時候,其實社群媒介已經非常的蓬勃了,然後大家喜歡在上面放上自己的照片,但是常常看不出是放上自己的照片,可是你都不曉得那到底是誰。每個人拍照都要先修圖,然後修完圖之後再放到網上,然後你會覺得那上面才是真實的自己。
所以頂假發其實就有點像是修圖軟件一樣,到後來他自己都覺得是真的頭發,就像修圖軟件一樣,你每拍一張照片都要修完圖,修完圖才會覺得那是真的自己。制造一種形象,但那并不是真實的自己,所以我也是想要反映在對外的形象跟真實的自己其實是不太一樣。
Q:關于長片和短片的高潮部分都是關于大佛,那麼兩個高潮點的考量是否一樣?
黃信堯:基本上是一樣的,就是在大佛完成之後,應該是說故事的最高潮應該發生在它身上,所以當時在寫短片的時候沒有去想到長片,所以在長片的時候,在書寫的時候是重新再去調整的,但是長片跟短片的想要談的事情都是一樣的,即我們在拜的到底是神還是鬼。
Q:為什麼肚财的家裡設計了一個UFO類型形象,我很好奇這一點他有沒有你的什麼特殊考量?
黃信堯:我覺得身為人類,每個人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的家,即使像肚财這樣一個單身漢,然後沒有錢的人,他對自己的家也有一種想象。所以沒有人會想要把自己家弄得很醜,每個人都想要不隻是一個家的樣子,其實是那個人住的人對自己的想象。肚财是一個拾荒人,對他而言,什麼東西都可以撿,什麼東西都可以移動,包含它的地方。
那對杜才來講,他活着的時候并不是很如意,所以他會去想象他如果可以到另外一個世界,或許會更開心。于是我覺得有一個太空說可以帶他到他夢想的地方。所以飛碟帶有一種夢想的感覺,可以帶他去遠方。包含飛碟裡面有一些美女圖樣,也是肚财自己的夢想,對人生的夢想。
Q:結尾的時候它有一個景象,就是所有的房屋好像都被拆毀了,請問這是否是你回憶起了TW的地震或者說地震是否是你創作的一個錨點?然後第二個問題是你提到早年參加很多學生和社會運動,其實我想問其實我可以感覺影片裡面似乎有一種不是很穩定的狀态,我想問你想表達的是這個社會是處于一種不穩定的狀态,還是那種迷茫和彷徨?
黃信堯:片尾的這些房子倒塌,是因為我們在拍攝期間遇到的一個台風,然後台風也真實的把我們的場景整個變成這樣,我們當下就先把它拍了下來。我們在剪接的時候覺得這一段很适合放在片尾,象征着菜埔的生活已經面目全非。
其實它也是象征着不管是大佛或者是其他的事情,已經原本我們深信的事情似乎全部在毀滅的過程中。關于第二個問題,對我來講,關心社會或者關心這個世界,其實最主要就是希望自己所存在的地球能夠更美好。因為不管好的壞的對的錯的,我居住的地方,我對我而言,我就是面對它,即使再怎麼不好,它還是我住的地方,它還是養育我,然後給我養分讓我成長的地方。我們都住在一個地球上,我們也離不開這個地球,所以對我而言不會有什麼靈活和不穩定的。
Q:全篇有一個比較重要的一個場景就是黃啟文和Gucci在車裡的段落,他其實在我們面前出現了兩次,一次是我們自己直接可以看到的,一次是我們跟着菜埔和肚财的視角又重新看了一遍這個場景,想問導演這樣設計當時有什麼考量?然後還有另一個場景就是注意到這個短片最後出現的是感謝中國台灣高雄市文旅局,但長片後面變成了北部和中部。導演為什麼取景會從南部換到中部和北部,然後您覺得你表現的中國台灣從南到北就有什麼變化嗎?
黃信堯:第一個問題就是關于行車記錄器跟所謂的電影影像。對我來講那是一個影像創作的手法。然後因為這個電影裡面有很重要的元素是行車記錄器,所以我們想要讓觀衆在所謂的真實跟虛構之間,能夠把他的界限更模糊。我們會常常覺得行車記錄器記錄下的好像是真實的,但真實的狀況到底又是什麼呢?
所以在這個電影裡面,在這一場比較激情的畫面裡面,我們安排了這樣一個虛實的交換,這是一種我自己的想法。其實還有另外一個重點就是所謂的視角,行車記錄器的視角就是這麼大,于是肚财跟菜埔看到的也永遠是這一個行車記錄器的世界。可是他們看到的世界,其實真實的世界裡面有另外一個樣子,于是我們拍的黃啟文在車子裡面真實的樣子,讓觀衆能夠去彼此交叉參考。我們看一則新聞或者是看一則報道,我們就是在電視在報紙在雜志上看到的,但真實的世界長什麼樣子,其實我們看不到。
第二個問題是我在拍短片的時候,那時候是跟TW高雄市政府申請到經費,于是我在TW高雄市拍攝。那長片的話,因為開始有鐘孟宏導演,于是我們申請比較多地方的經費。我們就跟TW政府申請的經費,但是我們在拍攝長片的時候,其實大佛的工廠在高雄。我們的制片人後來跟我們建議說覺得我們不要到處去跟市政府拿錢,我們拿到差不多就可以了,所以後來我們沒有再去跟高雄市政府申請經費,因為我們覺得不要把所有的錢都拿走。
但我們我們有回到高雄拍攝短片的這尊大佛跟長片的這尊大佛是同一尊佛,然後在長片裡面的佛像工廠,這尊佛的工廠就是我們當初這尊佛的制造工廠,也是我們跟他租的工廠。這部電影講TW中南部的故事,對我來講我是一個南部的人,所以我一直很想講我周圍發生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