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開頭，丈夫的一段突如其來的噪音似乎很微妙地暗示着事件的展開方式，一方面他作為一個不在場的男性，卻通過對空間中聲音的控制，始終阻隔着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另一方面這樣籠罩整個空間的聲音又不單被他束縛，顯然它彌散于整個空間，甚至使得丈夫的自殺本身也變得沉默。一個簡單的背景音設置就包含了父權的兩個側面，确實是神來之筆。
随着影片的推進，觀衆得以清晰地看見，所謂丈夫的沉默實則是因為颠倒的家庭分工，他被放置在了傳統家庭結構中女性的位置，又因無法忍受無窮無盡的瑣碎日常的折磨而自殺；另一重性别維度的表達在于檢察官/作家的庭審博弈。庭審對話戲中，檢察官的鏡頭以三種模式為主：控制畫框的近景、以聚焦的法官為背景的中景和以陪審團為背景的中景，女主則更多地被給到單純的中景或是被兒子視角審視的中景。女主同時受到了法律、習俗道德和家庭的三重審判，并且不斷受到明顯有厭女傾向的檢察官的審問。
視聽上，這片子對“聲音”的使用非常微妙，同樣的聲音會在不同的畫面中滑動并不斷地生成新的意義，就像幾乎無法被剖析卻又似乎清晰可見的婚姻關系一樣。對聲音的解讀還有待再次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