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部電影再一次驗證了菊與刀的經典論斷：
“日本人生性極其好鬥而又非常溫和；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禮；頑梗不化而又柔弱善變；馴服而又不願受人擺布；忠貞而又易于叛變；勇敢而又怯懦。他們十分介意别人對自己行為的觀感，但當别人對其劣迹毫無所知時，又會被罪惡征服。”
這種隐忍克制的民族性與對壓抑控制的叛逆，形成了人格矛盾的統一體。
“駕駛我的車”從一開始就省略了主語，通過主語的更替，推動情節的發展。駕駛我的車不僅僅是具象的權利讓渡，更具有抽象的引申意，是一種心理上的默許和接納，但這需要一個前提，影片中也多次提到：車主非常愛惜這輛車。
在日常生活中，服務行業的工作人員（尤其以日本為最），都具有強迫症般的禮貌和謙遜，這是他們引以為榮的一種職業素養。渡利的角色以職業駕駛員的身份作為底色—幹脆利落的動作，不帶感情的駕駛，空洞深邃的眼神，不苟言笑的态度。她的轉變在于她對于駕駛這輛車的态度，到底是把它當做是工作去完成，還是附加了更多的意義——将乘客不再看做是自己的服務對象，而是允許他走進自己的生活，打破工作和個人生活的界限。
之後抽煙、讀書、愛撫狗的細節，讓渡利一下子變得真實，一個活靈活現，有個人好惡，性格習慣的個體。
最喜歡的一段是在飯桌上手語的一段，沒有音樂甚至都沒有聲音，一下子拉回了默片時代的那種純粹的表演，于無聲處聽驚雷。
日本電影裡的戲劇效果常常會在裝飾着鮮美可口食物的餐桌上發生。
面不改色地誇贊和面不改色地接受誇贊
在汽車這種運動的封閉環境下，通過人物對話來發生戲劇效果。同樣的可以聯想到lady bird裡最出彩的一段（母女對話然後跳車），當然還有綠皮書。
“那些一直思考着死亡的幸存者，會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繼續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