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艾米利亞·佩雷斯》這部電影中，對性别的演繹成為了核心議題，深刻體現了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表演論。巴特勒認為，性别不是先天的生物學屬性，而是通過不斷的表演而構成的社會現象。艾米利亞的角色轉變，從一個黑幫頭目到一個女性，不僅是對其身份的探索，也是對性别固有規範的挑戰。

電影中，艾米利亞的每一次裝扮和行為，都是對“女性”這一社會角色的重新诠釋和表演。這種表演不僅僅是模仿，更是一種抗議，是對傳統性别角色的颠覆。她的轉變挑戰了社會對性别的固有期待，展示了性别身份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通過表演而被構建和維持的。

此外，電影也探讨了性别演繹如何影響個體與社會的關系。艾米利亞通過改變自己的性别，不僅改變了自我認知，也改變了周圍人對她的看法和互動方式，形成更為緊密的女性聯結。這種互動傳遞出巴特勒性别理論的“流動”色彩，也是對傳統性别二分法的粉碎，而這樣的颠覆，也寄托了創作者對于構建新身體與新世界的美好祝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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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Martin

策劃：抛開書本編輯部

随着第77屆戛納電影節的落幕，最佳女演員的名單上出現了四個名字，而她們來自同一部電影——《艾米利亞·佩雷斯》。她們中有觀衆熟悉的《阿凡達》女主佐伊，歌壇天後賽琳娜·戈麥斯，還有跨性别女演員卡拉·索菲亞，以及阿德裡安娜·帕茲，當她們手挽着手走上領獎台時，我們真正地感受到跨越種族，超越世俗的女性力量的聯結。而在電影中也是如此，随着黑幫頭目曼尼塔斯下定決心遵從自己的内心，從生理上成為一個女人，她們的命運就緊緊相連。可以說，艾米利亞·佩雷斯，是被這四個女人共同塑造的。

“女人是後天形成的”，波伏瓦的這句話在艾米利亞身上展現的淋漓盡緻，在完成身份轉換後，她穿上裙子和高跟鞋，留起了長發，戴着漂亮的首飾，但是僅僅外表的改變還不夠，她從一個無惡不作的黑幫頭目，搖身一變成了慈善家，她幫助人們尋找親人，不論是死是活，她甚至找來那些舊時的“朋友”，希望這些滿手血腥的人在自己的慈善晚會上捐款。她再也不用暴力解決問題，而是傾向于通過語言，甚至她于孩子們之間都變得更加親近…這一切的一切，與其說是艾米利亞的本性，倒不如說她實際上隻是在模仿自己曾經幻想中的女人形象，當這努力維持的面具被傑西撕碎後，觀衆走進艾米利亞的内心世界，她才更像個真正的人，會因為失去孩子而憤怒，但是也會在面對曾經的愛人時流露出脆弱，柔情。實際上，艾米利亞不僅在扮演女人，在她的前半生中，她始終在扮演一個男人的角色，她紋身，鑲金牙，戴上暴力無情的面具。在這兩種展演的背後，歸根結底是她内心深處的難以自洽，盡管做出了遵從本心的決定，但仍然桎梏在社會規則當中，以至于她在生命最後一刻才得以和傑西互訴衷腸，成為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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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表演論的核心在于，人作為生活在社會當中的個體，在進行主體建構的過程中實際上已經脫離了所謂“天然”，自然的生理性别在人的成長過程中就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社會性别（gender）。表演某一種社會性别的人身上通常承載着文化，曆史，這類表演論亦可應用于種族。

在電影《蝴蝶君》當中，尊龍飾演的宋麗玲就将這種表演性诠釋到了極緻，作為一個間諜，他去勾引法國大使館的會計高仁尼，在這個過程中他從外形到行為都扮作了“蝴蝶夫人”，這名在普契尼的歌劇中為白人男性獻出了自己全部身心的東方女性，是西方世界對于亞洲女性的極緻幻想。宋麗玲不僅将女性氣質中的神秘性運用到了極緻，更是通過謊稱種族文化不同而從不在高仁尼面前展露身體，最終才能夠一直欺騙他，在宋麗玲身上，呈現出極緻的種族、性别的表演性。在電影中，宋麗玲有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台詞“為什麼在京劇中總是由男人扮演旦角？因為隻有一個男人知道女人該在什麼時刻呈現出什麼樣的姿态。”一句話，點破了“女性氣質”的本質，即男性的凝視和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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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越走進女性的内心世界，她身上的女性氣質就越發減弱，在《艾米利亞·佩雷斯》當中，三名在艾米利亞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打破這個世界對于女性的凝視和壓迫。

麗塔，一名高知律師，因為影片大部分從她的視角展開叙述，叙述者極強的主體性讓她像是一個“無性别”的人，她的衣着，談吐，包括她在影片中承擔的大量歌舞片段，都從最大程度上削弱了她身上的性别氣質。但是在影片最終，傑西和艾米利亞都在車禍中去世，麗塔沒有絲毫猶豫地收留了她們的三個孩子，她緊緊擁着孩子們說着“今後我來照顧你們”，她成了傳承母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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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與之相反的，影片中最有“女性氣質”的女人傑西，她留着時髦的金發，踩着閃亮的高跟鞋，每一件衣服都展現出她女性身體的美麗曲線，但也是這個女人在丈夫無法滿足自己時出軌，與情夫見面時對孩子不管不顧，到最後堅定地舉起象征着男性力量的槍支，指着自己的情夫，死在一場自己策劃的暴力當中，她是聖母和妓女的結合體，用最暴戾的方式反抗着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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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米利亞的戀人埃皮法尼亞，長期被家暴，尋親隻為了求得丈夫确切的死訊，得知死亡屬實後，她開心地哭起來，馬上開始了新生活，與艾米利亞一起暢想她們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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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用極緻本質主義的社會當中，運用二分法對人類進行性别區分，實際上是男性霸權的産物，就如同種族的區分是白人霸權的産物一樣，男性霸權将女性定義為生而“低一等”的物種，再用“女性氣質”和一系列美好的詞語對此加以包裝，以确保女性社會性弱者的地位，“女士優先”看似是紳士禮節，實際上是男性傲慢地将女性放在了需要被保護的位置，又自我洗腦式地強調自身的強大。因此，女性主義對于傳統性别二分的反抗，表面上是與性少數群體的聯盟，本質上是對于男性霸權和異性戀霸權的共同反抗。在影片中，女性力量的體現不僅僅是對于性别氣質的颠覆，更是女性之間的聯結，在傑西，艾米利亞和麗塔之間，實現了母職的傳承，産生了超越友情甚至親情的感情紐帶，正像艾米利亞對麗塔所說的那樣，沒有她的努力，艾米利亞不會存在。而影片的最後，傑西又為艾米利亞帶來了靈魂的救贖。她們重新建構自己的身體，打破社會的牢籠，就像電影中一段段熱情的歌舞，讓她們沖破現實，探索真實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