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着對戲劇與文學的強烈熱衷，奧遜威爾斯不斷緻力于思考盤踞在文本深層次的文化内涵與意識形态本質，并以獨到的眼界去拓展文本緯度所固有的感官壁壘，通過驚人的絕對視聽語言将文學媒介轉換為影像媒介。兩種内在獨立的語言之間互相轉換必然會帶來翻譯上的偏差，一般的導演會将“忠實”奉行為第一要務，機械地通過攝影機複制文字内容以達到還原的效果，而威爾斯這般具有強烈作者性的電影詩人必然無意于去照搬原著，因為他深知所謂的“忠實”不過是對形式的否定，唯有颠覆文本局限方能獲得對另一視界的通透，不斷地對攝影機記錄片段的一再摒棄，這也就是威爾斯後期所倡導的蒙太奇即電影藝術本身。所以在這部卡夫卡經典文學作品改編中，剪輯具有不可或缺的關鍵作用，威爾斯根據自己的理解改變了段落之間的順序，這是對攝影機、演員和布景的處理技巧，它揭示了故事的真正性質，透過語言呈現風格，從而創造意義。

抛開這部電影本身，從威爾斯所有作品序列的内生邏輯出發，我們可以發現其中一直存在着某種“價值審判”，這并非現實意義上的審判，而是接近尼采主義上的審判，是“超人”對人類的審判，對“生命本身”的審判。基于對法的徹底不信任，從而轉向對生命本質的探尋，威爾斯始終在與審判體制做鬥争。要想深入理解這部電影，就必須首先認識審判的主體與客體，也就是誰在審判？誰又在被審判？審判所依據的邏輯基礎是什麼？

卡夫卡的作品多通過荒誕、孤獨與迷茫的世界觀來展現現代人的生存困境，《審判》無疑在其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能夠代表其藝術特色和思想傾向。通常學者以存在主義、虛無主義、原罪意識、宗教解讀、荒誕哲學等等角度去分析小說内涵，而威爾斯對此具備更加感性的眼光，用完全抒情的筆觸去重構這出荒誕寓言，做出了純粹如詩般的诠釋。我認為，可以從兩個方面去解構威爾斯的《審判》，一是資本主義意識形态對個體的控制與消解，二是凝視視角的主客體轉換關系。

資本主義意識形态的本質是為了鞏固資産階級統治地位的思想控制工具，在《審判》中集中體現在以法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态國家機器将個體k詢喚為主體以實現意識形态控制的過程。這裡的“法律”概念被極度抽象化，并非以實體化形象出現，而是以一種幽靈般的存在占據全片，成為無形的幕後黑手。為了強調“法”的荒謬，威爾斯将小說中一個章節《在法的門前》放在了開篇進行講述，通過圖片與畫外音的配合勾連起了文學與影像的第一層互指，也直切主題地明示了意識形态對個體的壓迫與控制。——在通往“法”的門前站着一個守門人，一個鄉下請求進入法律之門，但守門人說現在不能進去，鄉下人問以後是否可以進去?守門人說有可能。鄉下人想偷看大門裡面，他聽說“法”的大門應該向所有人敞開。守門人說未經我的允許不要試圖進入，我雖然很強大，然而我是守衛中最弱的一個。從一個房間到另一個房間，在每一道門後面，都有一個更強大的守門人。鄉下人隻好在門外等着，年複一年地等着，他擁有的一切都送給了守門人希望能賄賂他，可守衛隻是回答道我收下你的東西隻是為了讓你不會覺得自己還有什麼沒做到的地方。從年輕等到年老，在鄉下人臨死前，他問守衛既然所有人都企圖進入法律之門，為什麼這麼多年除了我沒有别人過來呢？守衛說除了你沒人能進入這扇門，這扇門是專門為你而設的，現在，我将關上它。

這則寓言與故事主線相互獨立，卻又具有明顯的指向性，它揭示了意識形态與個體的真實存在狀況之間的想象性關系，這種想象性關系本質上是精心布置的騙局，旨在通過抹殺個體的想象來奴役他們。K正是這個鄉下人，他接受了審判，卻怎麼也找不到法庭，找不到主持公平的權利機構，甚至找不到自己被指控的罪名何在；他渴望窺視“法”的内部秩序，卻以失敗告終。鄉下人或者說k在意識形态中所表征出的不是現實世界的自然存在，而是與其所處的真實狀況的想象關系。真實狀況是“資本主義制度對意識形态的控制”，想象關系是“所有人都擁有進入法律大門的權利（獲得自由的權利）”。資産階級利用“法”的大門背後所閃耀的光芒來欺騙追尋自由的個體，卻永遠不會為他們敞開大門，這是普通個體無法掙脫卻又必須掙脫的意識形态枷鎖。于是，在冷酷地揭露了資本主義虛僞表象背後猙獰的獠牙之後，卡夫卡關上了通往“法”的大門，宣告資本主義意識形态對個體控制的終結。而威爾斯敏銳地捕捉到了這一層面信息，巧妙地利用影像媒介傳遞出深層次的符号隐喻，這是對卡夫卡思想的繼承與延伸。威爾斯有意隐藏了關于法院或者真正意義上的審判的内容，這種對法院機構的消解與對掌控執法權人物的模糊化處理的目的是為了突出“法”作為非物質性意識形态國家機器對個體的規訓與制約作用，可歸屬于看不見摸不着的精神性威脅，所以更大程度上加深了k以及其所代表的千千萬萬個體無法逃脫的困境。威爾斯原本的構想是通過消解場景以達到消解意識形态的操控——讓寫實的元素逐漸消退，最後一切現實的、理性的存在都将化為烏有。而由于資金短缺和制片人介入的原因他無法搭建出理想的布景環境，隻能借光影的虛幻效果來實現非現實性世界的構建，極簡的構圖加上表現主義攝影完美地契合了卡夫卡筆下光怪陸離的異化世界觀，結果是驚人的——在一次次剪輯的引導作用下，電影中的各個場景之間仿佛全部聯系在了一起，相互勾連融合，法院這一機構也隐約成為了貫通整個社會運作結構内部的心髒，這也解釋了k雖享有絕對的“人身自由”卻時刻背負罪名，無法擺脫的原因。在電影結尾，k被押着走過了諸多場景，這些之前出現過的現實環境逐漸被非現實地連接起來，在此過程中褪去能指符号，直到最後的一片荒地，随着爆炸一切都歸于虛無。

從資本主義意識形态的角度切入影片，是回答了審判背後的邏輯基礎是什麼這一問題，那麼審判的主客體又是什麼呢？電影非常明确地出現了密集的視點鏡頭（目光特寫），這無疑為我們回答這個問題提供了一把鑰匙。“看”與“被看”的關系一直存在于電影的推進過程中，無論是k被捕時同事與鄰居的注視，還是在審判時觀衆的注視，亦或是在法院内部以及畫家屋内所遭到周圍人物的注視，都讓k陷入了他者的凝視當中。“觀看”的主體是“我”，而“凝視”的主體是“他者”，當觀看的主體将觀看這一行為對向觀看客體時，觀看的客體也會以折射性的目光來回看觀看主體，“觀看”的主體也就成為“凝視”的客體，反之亦然。在個體的思想成熟階段之中，意識到“被凝視”是主動“去觀看”的下一層級，隻有意識到被凝視，才能辯證的把握這個凝視，進而去思考“是誰？凝視的主體是誰？——是誰在審判自己？”k在被捕後意識到了他人的凝視，進而開始了自己的觀看行為，但這一行為卻是失敗的。K企圖通過視覺上的占有來獲得主動權，但他性格内固有的軟弱（也是資本主義統治下群衆的普遍特質）導緻他無法對他者形成強有力的凝視，隻能以單向的窺視苟且于他人的凝視之下。K意識到越來越多的凝視粘附在自己身上，于是開始用客體的眼光看待自己，逐漸地從“自為的存在”變為“為他的存在”，這種異化的角色改變最終決定了他永遠無法證明自己無罪，因為他一直以他人的目光看待自己。人生存于世永遠無法既具有主體視角同時又具有客體視角，隻能是其中之一，客體的目光是主體永遠無法到達的目光，“凝視”行為通過向主體揭示其無能為力的地位而使其産生焦慮。法院作為凝視的最終主體，對k形成了巨大的壓迫力。K隻能滞留于“法”的門前，隻能透過門縫窺視“法”的内部結構；無法進入“法”的大門，也就無法躲避“法”的目光。這種不對等的視覺關系導緻了k的主體陷落，他陷入了證明自己無罪的怪圈，而這個罪行卻是“莫須有”。法院正是通過他者可見的凝視來暗示其不可見的凝視，将k規訓于它無形的監視之下。

凝視本身并不重要，凝視隻有被“意識到”才具有意義。“法”不斷通過他人介入k的生活之中，讓k意識到自己正在“被凝視”，從而産生生存危機。這時k所擁有的自由假象也就逐漸清晰起來，無形的監獄取代了有形的監獄，一系列“法”的附庸在被囚禁者（k）身上造成一種有意識的，可持續的可見狀态，從而确保權力自動地發揮作用。K被困于無處可逃的“凝視網”中，主動地去尋找自己莫須有的罪行，自覺地來到“法”的門前祈求進入，最終在自我困擾中耗盡生命。

“在法的門前”是人類無法擺脫的生存困境，威爾斯同樣如此，但仍能從他别出心裁的改編中窺探到其反叛的決心——投影于k身後的“法”的大門逐漸消退，最後隻剩敞亮的光芒，暗示由威爾斯扮演的律師将“法”的大門徹底打開，将隐藏其中僅供少數權力擁有者享受的光芒照射進普通個體的生命之中；結尾k撿起了炸彈做出向外投擲的姿态，這是對生命本身的希望以及對以“法”為代表的企圖奴役人類精神的制度投以堅決的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