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劫佳人》是奧遜威爾斯在好萊塢時期的最後一部作品，也是黑色電影的裡程碑之作。他為了獲得拍攝自由費盡了心思，甚至不惜放低姿态去跟制片人搞好關系，可卻在最終剪輯的階段前功盡棄，制片方完全剝奪了威爾斯的剪輯權，根據商業目的自行修改出了一個支離破碎的版本。看到自己的心血被肆意糟踐，威爾斯奮筆疾書長達58頁的備忘錄痛斥電影公司的惡行，并盡可能詳細地指出了自己對于電影本來的預想，可惜這份備忘錄從此便石沉大海，沒有了聲響，直到四十年後才意外地被發現，于是這部驚世駭俗的傑作的原貌才得以有可能重見天日。《現代啟示錄》的剪輯師沃爾特穆奇根據這份備忘錄剪輯出了一個最還原威爾斯本意的版本，與之前的版本相比作出了近50處變動，主要在交叉剪輯的順序和音效的使用上，最被人稱道的在于将原先戲劇性十足的交響樂換成了嘈雜的環境音效，其超越時代的聲音設計構建出了一幅幅虛幻而又真實的聲音圖景。
電影開場這個著名的 3 分 20 秒長鏡頭因其巧妙的構思、靈動流暢的場面調度多年來一直為影迷及影評人所津津樂道，被巴贊稱為“攝影機的舞蹈”。然而，這個鏡頭的聲音設計也是非常精妙入微的。稍加注意便能發現當這對男女坐上轎車時，作為畫外音的爵士配樂與鼓點的聲音突然減弱。然而等他們發動汽車離開之際，一段新的爵士樂旋律出現并逐漸擴大音量。我們有理由認為此時出現的爵士樂就是從這部轎車中傳出來的。接下來，在汽車駛向邊檢站的沿途及瓦爾格斯與蘇珊走向邊檢站的過程中，我們能聽到警察的哨聲、路人的喧嘩聲、羊群的咩咩聲、酒吧與脫衣舞廳揚聲器所發出的嘈雜聲等。這些紛繁蕪雜的聲音構建出一個混亂但可信的環境空間，因為這裡的每一個有聲源或無聲源的環境聲都符合我們的生活經驗。此外，電影中有很多由音頻技術的介入而實現的電影人物聲音和身份的移位與改變。在電影結尾處，我們從瓦爾格斯竊聽昆蘭并用錄音設備收集昆蘭罪證的過程中便可看到，這裡的錄音裝置使得人聲與其身體分離開來，音頻技術在此時讓人物的身份發生了一定程度的位移和轉變從而使其變得有些失真。在這個監聽場景中，昆蘭在講話而瓦爾格斯在聽，直到昆蘭聽到錄音機裡傳出了自己的回聲才意識到可能有其他人在附近。有意思的是，這時的瓦爾格斯與昆蘭的軀體被錄音裝置所分離又被其所連接，我們從這種“技術間離化”的效果中再次直觀地感受到了威爾斯為我們營造的一幅恢詭谲怪的“超現實聲音景觀”，這也體現出其對聲音處理的獨特美學追求。
瓦爾格斯始終在主張要訴諸于法，而與此相對的則是昆蘭，他為了将嫌疑人繩之以法而不惜捏造證據。後者是我們平常會嗤之以鼻的反面的人物，而前者的正義凜然初看之下似乎是正面人物，但是威爾斯并沒有将感情傾注到瓦爾格斯身上，他更多地将描寫的重心放到了“惡人”昆蘭這邊。在他看來，“再也沒有比一個惡棍承認自己是惡棍更具魅惑的了，……我相信誠實不能作為犯罪的借口，但這會讓罪行變得很誘人，讓它具有魅惑。這跟道德無關，這是有沒有魅力的問題”。“性格”(character)是一個貴族概念，就像“德行”(virtue)是一個中産階級概念一樣”，換句話說，中産階級的德行是正義使者式的“美德”，而貴族更多地是一種“性格”。很明顯昆蘭就代表着貴族的“性格”，是天生的，不随環境而改變的秉性，他作為法律的執行者為了達到目的目的而不惜手段，無視規則，但我們無法否定的是他的手法的确是高效的，能夠省掉很多法律無法觸及的麻煩。最精妙的設計在于結尾的暧昧處理讓這樣一個違反法律本應被譴責的角色多少具有了某種“正義性”，用悲劇英雄似的犧牲換來了正義，而那個認真遵守法律的“大好人”反而在道德上處于劣勢。威爾斯觸碰到了法律的灰色地帶，正邪之間糾纏的橫截面漸漸被剖析出來——法律能否等價于正義?——目的能否合理化手段?這是電影所提出的最終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