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人性，繞不過去的就是先秦諸子的人性觀，本文主要就秦諸子的人性觀做一個簡要的概括和了解。
首先是孔子。孔子是不談人性的，也許他老人家早就預料到，這是一個無解的難題，又或者他不想陷入人性的泥潭中無法自拔吧。于是，我們翻開整篇《論語》，談人性的就隻有簡單的一句話：“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陽貨》）也就是說，孔子隻認為人性相近，習性相遠，至于人性是善是惡，或是其他，都沒有說。
談人性善惡的，是孟子，孟子其實也可能不想談人性，但是被逼無奈，不得不談，這就要先說告子。告子何許人也？不知道，有人認為他是戰國時期的思想家，也有人認為他是孟子的學生，甚至有人認為告子不過是杜撰出來的人物。我的看法，他應該是戰國時的一個思想家，至于是不是孟子的學生不好說。
要先說明一點的是，孟子認為，談人性就應該談論人的社會性，而不是人的自然性。關于這一點，《孟子·告子》上有一段精彩的辯論。告子說：“生之謂性。”天生的就是性，所以談人性就應該談自然性。
孟子反問：“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天生的就是性，就好比白色的我們就叫它白一樣對吧？
告子點頭：“是的。”
孟子反駁：“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既然這樣，那麼狗性就是牛性，牛性就是人性，因為他們都是天生的性。
《孟子》中沒有記載告子的回答，應該是被問倒了。其實，孟子的辯論是有問題的，因為他認為狗性＝牛性＝人性，這就好比白馬＝黑馬＝黃馬一樣，混淆了特殊性與一般性的區别，是“白馬非馬”的另一個極端。
但是，從這個辯論中我們可以看出，孟子認為，講人性必須講社會性。
現在，我們通過孟子和告子的辯論，來看看他們對人性的觀點。
告子對于人性的觀點是什麼呢？性不善不惡。《孟子·告子上》中闡述了告子的觀點：“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于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于東西也。”他說人性就像水，東邊的口開了就流向東方，西方的口開了就流向西方，人性沒有所謂的善惡，就像水流本沒有所謂東西一樣。
孟子不同意這個看法，他說：“水信無分于東西。無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水流确實不分東子，難道它也不分上下嗎？人性的善，就像是水流天生往下流。人性都是善的，就像水都是往下流的。可是，有時候也不是這樣，你把水潑出去，它可以往上，高過人的額頭。你把水堵住，它也會越來越高，讓它流向山上去。難道水向上是水的本性嗎？不是，這是環境變化使然。有些人是惡的，這也是環境使然的，而不能說人性本來就是惡的。
關于孟子的觀點，易中天先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孟子的觀點是向善論，而不是性善論。他的一句是這句話：“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易中天先生翻譯成：人性的向善，就像水的向下。如果單從這句話來看，覺得易先生有些咬文嚼字了，但是看完《孟子》後，我覺得他的觀點是正确的。因為孟子在後面還說了一句話：“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之于人性，是可以為善的，這就是我說的人性本善。至于有不善的情況，這不是人性的錯，是環境的錯。孟子還做了一個比喻，一座山，本來是很茂盛的，但是後來樹被砍光了，變得光秃秃的，你難道就說它本來就是光秃秃的嗎？所以人的惡不能否認人本性的向善。
為什麼人性可以向善呢？因為有“四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關于這段話，我的理解是：人有了四端，不等于說人是善的，而是說人有了向善的可能。但是你要想變善，還需要做一件事：“求則得之，舍則失之。”你去探求四端、發揚四端，你就可以變成善的，但是如果你抛棄了四端，你就變成了惡的。
這就是向善論，至于它是不是孟子真正的觀點，這就說不清了，姑且存而疑之。孟子的觀點是有問題的，問題就在于沒有邏輯，全憑想象。
于是，荀子出場了。
傳統的觀點認為荀子是性惡論者，但是我在這裡贊同易中天先生的看法，荀子的觀點是人性有惡。因為，在荀子看來，人性分為兩部分：性和僞。
荀子批判孟子的觀點：“孟子曰：‘人之學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僞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是性僞之分也。”
荀子還認為，性是惡的，僞是善的。“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在這裡，“僞”不是“虛假”、“虛僞”的意思，而是“人為”的意思，“人為”就是“僞”。具體來說，“不可學、不可事而在天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是性僞之分也。”
綜上，在荀子看來，人性分為性（自然屬性）和僞（社會屬性），人的自然屬性是惡的，人的社會屬性是善的。性和僞是一對矛盾，他們既有區别，又有聯系，于是荀子還提出了“性僞合”。他說：“無性則僞之無所加，無僞則性不能自美。性僞合，然後成聖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故曰：天地合而萬物 生，陰陽接而變化起，性僞合而天下治。”
如果人沒有質樸的性，那麼僞就沒有地方施加，沒有僞，性就不能自行完美。人的性與僞相互結合，然後才能成就聖人的名聲，這樣就可以完成統一天下的大業。所以，天與地相配合就産生了萬物，陰陽二氣相結合就有了千變萬化，人的性與僞結合就能治理好天下。
要想達到“性僞合”，方法是：“化性起僞”。
“性也者，吾所不能為也，然而可化也。積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為也。”“化”就是“教化”，“起”就是“發揚”、“興起”。我們要把惡的部分通過教化來消除，把善的部分發揚起來。
具體如何做？學。所以《荀子》中有《勸學》篇，學什麼？學禮。“故聖人化性而起僞，僞起而生禮義，禮義生而制法度。”我們要通過學禮消除惡的性，通過學禮發揚善之僞。更進一步，如有必要，還要制法度，這就是儒家向法家過渡了。
所以，韓非子作為荀子的學生，成為法家的代表人物，就順理成章了。
韓非子是徹底的性惡論者，他認為天下出了自己，沒有人是可以相信的，連老婆孩子都不可信，其他人就更不可信了。“夫以妻之近及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曆史上夫妻相害、父子手足相殘的例子很多，這裡不再舉例。
韓非子認為，不能相信任何人的原因，是因為人都是自私自利、趨利避害的。“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而且，荀子認為人性可以改變，所以提出了“化性起僞”、提出了“禮樂”，而韓非子則相反，他說人性是不能改變的，所以禮樂仁義那一套不管用。
管用的隻有賞罰，也就是“法治”。因為人趨利，那我就告訴你你去做什麼，做好了我就賞你；因為人避害，那我就告訴你什麼不能做，你做了就罰你。隻有這樣，社會才能長治久安。這就是法家“順性因情”的原則。
如今我們制定的法律，很多時候也是假定人性是惡的，因為隻有假定人性是惡的，這才有法律存在的必要，如果人性是善的，就都學儒家那一套了。這一做法的源頭，在中國可以就追溯到韓非子這裡。
以上就是先秦諸子的人性觀，限于篇幅和本人自己的知識，隻能談這麼多了。
下面簡單說一說我自己的人性觀：
1、談人性就應該談自然性。因為我覺得，談人的社會性太虛了，那不是人性本來的東西。
2、人性是惡的。人基本上是一有機會就作惡的。比如在“文革”時期，在納粹統治下，因為集體無意識，那些紅衛兵、那些納粹黨，可有一點的善嗎？作為社會屬性的善，是靠不住的。也許你會說這些例子都太極端了，可是，很多問題恰恰在極端的情況下才能反映出來的。看看紅衛兵、納粹黨們，那不是一個兩個人的問題，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都這樣，這還不能說明問題嗎？在這些情況下，人的善哪裡去了？真的如孟子說的，環境不一樣了，還是人性本來就是惡的？如果說人在這個環境下，人是惡的，在另一個環境下，人又是善的，那麼，這恰恰證明了，人是惡的。因為在這個環境下，人有機會作惡，那就肆無忌憚地做吧，在另一環境下，人不能作惡，那就把惡收藏起來，這正是虛僞的表現，是惡的表現。
還有一個實驗可以說明，那就是路西法實驗（斯坦福監獄實驗）。1971年，美國社會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主持了“斯坦福監獄實驗”，引發了全球心理學界重新審視以往對于人性的天真看法。實驗中，通過專門測試挑選了征募來的受試者，即身心健康、情緒穩定的大學生，這些人被随機分為獄卒和犯人兩組，接着被置身于模拟的監獄環境。實驗一開始，受試者便強烈感受到角色規範的影響，努力去扮演既定的角色。到了第六天，情況演變得過度逼真，原本單純的大學生已經變成殘暴不仁的獄卒和心理崩潰的犯人，一套制服一個身份，就輕易讓一個人性情大變，原定兩周的實驗不得不宣告終止。
3、人性是可改的。不可否認，有些人是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是幾乎不作惡的，從這一點可以看出，作為個人的人性，是可以通過教育與學習改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