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代電影創作者都有自己的使命，到了張元、賈樟柯這一代記錄巨變年代下的人和事就是他們的使命，1993、搖滾樂、躁動的青春、錢欲的湧動等落入《北京雜種》的取景框内。

張元在為崔健拍攝音樂錄影帶時産生了拍攝《北京雜種》的想法，即便是開拍後張元手中也沒有劇本，有的隻是幾頁梗概，所以這部電影就像看起來的那樣——音樂蓋住故事、情緒大于劇情，但好在那是一個随處都是好素材的年代，身邊人和事能為張元提供足夠的養分，就這樣一部拍攝不怎麼考究、制作不怎麼精良的電影誕生了，但鏡頭中的人和情緒都是真實的，足以完成記錄作用。

現在來看，當時改革開放浪潮對年青人的沖擊并不比消費主義對當下年青人沖擊來得更大，因為當時至少還有機會、困頓過後還有明天，那時的男人不論錢多錢少、官高官低，我站着就是一男人，你看不起我我就要揍你，有求于你也照揍不誤，骨氣和顔面還在，可以說皆是大男人；到了現在，錢少矮三分、官低不敢言，被拍腦袋還得賠着笑臉，如果說算得上男人，也隻配是小男人，影視作品反而還喜歡這種小男人形象，美其名曰可愛的“窩囊廢”，時代與時代的差别或許很大，但男人與男人的差别可能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