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的尾聲，管家開車搭布魯斯.韋恩回家，如同哥譚市無事發生的每一個夜晚，聖誕夜的一場大雪後，這座城市裡關于血腥暴力的記憶又一次被撫平掩蓋，但血腥暴力所要争取的、索取的卻依然存在，它發生的真正根源也并沒有得到解決，布魯斯.韋恩還在，蝙蝠俠還在，一個依然跻身上流享受富貴奢華，一個依然擁有至高無上的正義執法權，這部電影裡戈登警長的戲份被壓到隻有僅僅幾個鏡頭，以打造蝙蝠俠是唯一城市之光的形象，一方面受到超級英雄電影高度類型化的桎梏，一方面作者沒有能夠圍繞身份認同與階級矛盾所展開的主要情節卻在價值體系上做出大膽的收尾工作。
...企鵝人與蝙蝠俠在電影的開始已然完成了對于自我身份的認同與多重身份的自我辨别，韋恩的身世不再贅述，童年失去雙親而繼承商業帝國的不幸豪門公子，企鵝人奧斯瓦爾德的身世則揭曉在開篇，因為出身畸形而被身居豪宅内的雙親扔進了下水道，兩人在出世前的一刻似乎有着極其相似的人生開端，奧斯瓦爾德在這一刻即注定會成為企鵝人，而韋恩的這一刻則被足足推遲8年，家族在這個社會結構中所享有的特權已經足夠讓他将蝙蝠俠這樣一個衍生身份與布魯斯韋恩的原生身份所切割開來，行俠仗義時可以調動蝙蝠洞内黑暗的記憶，花天酒地時可以調動童年在富豪家庭裡所接受的一切行為價值熏陶。
...企鵝人奧斯瓦爾德則沒有辦法将自己的原生身份與衍生身份所切割，因為身份對于他來說是一個僞命題，當他隻能從同一段人生經曆中汲取力量時，便不可能自我創造出兩種身份，直到企鵝人第一次從下水道中走出，以蝙蝠俠在公共視野當中打造城市之光形象的方式自導自演了一出及其相似的拯救戲碼，在這個時候，企鵝人才自我地創造出來地上與地下兩種身份，面具同樣在這裡成為了一個關于身份認知的僞概念，用面具來區分身份象征着一套主流社會中需要維持社會地位而創造的一種身份掩蓋系統，隻有在主流社會中已然以正常人的面具擁有社會身份的人才需要面具來區分身份不是嗎？出身底層同被社會極端邊緣化的人群結黨的企鵝人不需要學習主流故作姿态的身份遮擋，他是不曾在主流社會中以任何形式出沒而從井蓋裡抱着嬰兒橫空出世的枭雄，這也意味着這個形象成為了他的非物質面具，而他要戴着這一張面具進入主流世界的叙事當中。
...面具是否被物質化代表着他們在社會中原本處于怎樣的位置或許從未被社會所記住，在電影《寄生蟲》中，居住在地下室的男人不得在光天化日之下以不引起騷亂的方式出現在地上，而從社會階層的下位寄生在上位的家庭則能夠不加過多修飾的獲得上流的體認，他們都是寄生蟲，但寄生蟲也會因為自己的身份是否于社會在冊而區别出寄生的方式。
...電影裡所展現出的人民是極易被蒙蔽的，拯救與被拯救是他們做出權力選擇的最高權重，人民對于權力的審判在電影裡是明顯缺位的，哥譚市也是一個權力不用提供政策就可以吸納民衆支持的城市，在現實語境被高度架空的情況下通往權力上位的渠道便被诠釋為暴力的執法與被執法，于是權力與暴力成為了影片類型化中被高度淬煉出的兩個要素，而身份與階級成為這兩個要素施加符号與承受符号，而這些符号成為了電影表意的主要一環。
...企鵝人登上權力上位的方式便是通過模仿“犯罪”将蝙蝠俠的所作所為完全搬演，用影片中“帶翅膀的老鼠”來形容蝙蝠意向的被解構再适合不過，老鼠的所指就是企鵝人，而翅膀則是企鵝人制宰人民意志的目的，達成這個目的的手段則正是依靠哥譚人民對于蝙蝠俠飛行執法的無底線信賴，隻要可以模仿付諸正義的形式便可以讓人民相信形式裡頭内容的确有其事，以聖誕禮盒完成第一次登場的企鵝幫在聖誕集會中以讓蝙蝠從聖誕樹鑽出以制造恐懼，不失為是對于蝙蝠俠原生身份之中被符号化的黑之一面的一次考驗，大戰結尾被貓女燒焦的”聖誕老人”也是對于哥譚公民之于偶像崇拜中信仰坍塌的一次妙用。
...沿着這個設想繼續，我們可以将雙雄提開而發現圍繞着創建影子政府的大亨所建立的矩狀關系，大亨作為這個社會權力的真正支配者取代了民衆而成為電影體現社會結構複雜一面的事件中心，也是将存在雙重身份的三個人在現實中串在一起的權力中樞，他在公共與私人層面為了維護自己在行政綜合體中的權力而無意識地創造出企鵝人與貓女兩個角色，而蝙蝠俠則成為行政綜合體一部分，韋恩則與大亨一同參與治理這個行政綜合體，戴面具的人所參與的行政綜合體與其背後的大亨有絲分裂般創造出兩個戴面具的人。
...與奧斯瓦爾德與韋恩不同，貓女凱瑟琳轉變的瞬間從被權力大亨推下影子大廈并剃出決策中樞的那一刻才真正發生，所以她在身份認同的過程中才會在這兩個已然完成身份認同的人之間反複掙紮，通過凱瑟琳與韋恩、貓女與蝙蝠俠、貓女與企鵝人這三組身份關系當中，凱瑟琳與韋恩之間的互相認同在于凱瑟琳将貓女的妖媚氣質與韋恩對于上流階級女性特征的認同綁定在了一起，貓女攜帶的強烈野性與獸欲深刻地影響着凱瑟琳之于韋恩的性吸引力，韋恩之于凱瑟琳也是同理，韋恩與凱瑟琳在韋恩莊園裡的親昵是前戲，之後貓女和蝙蝠俠的打鬥才是正戲，類似于《卧虎藏龍》裡以武帶性的思路，隻有将兩人面具所富有的社會意義抛棄留下性方面的象征意義才能夠在面具之外達成互相吸引的關系，影片結尾撕開面具的薇恩對同樣撕開面具的凱瑟琳表白到“you are split，we are the same”也成為兩人綁定的非常有說服力的理由。而貓女與企鵝人的聯盟關系則來源于階級身份的認同，被同一個社會抛下并墜落的兩人形成關于抗争意識的共識，凱瑟琳在離開韋恩莊園時遇到管家時一時間不知道他說的韋恩先生是誰隻知道布魯斯，階級與身份的意識糾紛在這裡被點出，但正在陷入貓女-凱瑟琳身份掙紮的她無法完全以階級攀登的形态來完成自己的抗争，這裡便要引出該片的另一個重要命題：控訴男性。
...凱瑟琳在影片中完成了三次墜落，三次均是由矩形關系中的另外三個人完成，他們恰好都是男性，第一次由大亨推動的墜落讓凱瑟琳成為了貓女，第二次墜落引發貓女與蝙蝠俠之間關于女性應該由誰來拯救的命題，而第三次墜落則是因為凱瑟琳将性的重要放到階級認同之上而與企鵝人徹底割席，而第三次墜落之前正好是企鵝人以誘導蝙蝠俠拯救女性的方式摧毀了一個女性，影片的性别控訴不是當下火熱的女孩幫助女孩，而是甯願将女性毀滅也不會留給男性來拯救，能夠聯想到《钛》中男女通殺的主角人類體征與性别特征的逐漸模糊，三十年後的電影在女性主義的觀點仍然在某種程度上與之達成巧妙的呼應并在此之上打破了更多的枷鎖。影片中不斷借城市之光的概念來映照拯救者與被拯救者的關系，大亨在晚會上親口說出我是light of city，企鵝人的選舉畫報則是借用了卓别林《城市之光》海報的封面設計，而《城市之光》的内容也正是卓别林與賣花女之間的互相拯救，而召喚蝙蝠俠使用的蝙蝠燈則是更加顯學的”城市之光”。而貓女在影片最後也沒有選擇被任何人拯救，包括撕扯下蝙蝠俠面具願意以韋恩的身份來接受凱瑟琳與貓女兩種身份的布魯斯.韋恩。
...貓女與企鵝人的聯合與分裂也是從階級認同開始到女性對于男性的厭惡結束，更準确一點，是對于性魅力的向往讓韋恩-蝙蝠俠之于奧斯瓦爾德-企鵝人成為性魅力的下位者，當階級認同遇上性的認同，她顯然選擇了後者，但當性的認同對象與階級認同的對象遭遇時，凱瑟琳依然會奮力阻擋在性認同上選擇的對象對在階級認同上選擇的對象的攻擊，影片很巧妙的模糊了兩次選擇中絕對的價值傾向，這樣的處理不失為一種對女性主義的實踐性思考，凱瑟琳在進行階級鬥争與性别鬥争也同時需要性的存在，貓女的扮相也讓人聯想到《迷離劫》裡要依靠緊身皮衣在壓抑的工作與生活氛圍中獲得解脫的張曼玉。但貓女-凱瑟琳這一組雙重身份的完成度顯然不如《迷離劫》中那樣複雜與生動，更像是《機械姬》中将女性當作技術革命中産生的新的階級結構對其中兩性關系的想當然的意義構想，本質是将女性高度神秘化、抽象化、非人化而帶來的非女性現實訴求的形象集合，但是在本就架空顯示場景的超級英雄電影當中，種種象征意義所形成的集合似乎也是很難以避免的，不管怎樣，與安妮.海瑟薇在《黑暗騎士崛起》當中扮演的美豔特工相比總是技高一籌吧。企鵝人無法說服貓女與他一道以蠱惑民衆的方式獲得階級躍升，正是因為對于貓女來說完成自我實現的途徑不僅僅是階級躍升，同樣也是性别的覺醒。
...企鵝人在影片的情緒被推向高潮時對着他的企鵝軍團所發表的宣言其中一段是：是時候懲罰上帝的孩子，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名孩子！為何要有偏見，男性和女性，性别應該平等，和他們的性感地帶一起炸入空中。這裡的觀點好像又能夠和貓女的性别控訴與剛才所聯想到的那些電影契合起來，從出身開始便無法擁有正常人生活的奧斯科瓦爾是顯然受到父權社會所壓迫的對象，所以在大亨的團隊對他非人的手掌進行包裝時他才會要挺着他怪異修長的鼻子憤怒地咬掉對方的鼻子。可以說企鵝人與貓女在故事的終章所完成的理想其實都和女性主義相關，将父權社會中的男性與女性從刻闆的性别印象與對于人類身體定義的集權中解脫出來。
...貓女的在誕生時牆壁上的血書上寫的是“hell is here”，而企鵝人在将貓女送上天時說的是“go to heaven”，這樣的趣味線索或許暗示了兩者命運中潛在的共通性。可正如我開頭所說的，電影無法在這上面做出一個完整的表達，蝙蝠俠對他/她們的執法依舊被塑造成正義的降臨，在正義降臨後他依然過着歲月靜好的生活，他的執法地位依然沒有被懷疑或者動搖，更不用說階級的矛盾成為了暴力簡單的理由而非諸方參與的結構式矛盾，這部電影所要表達的東西不幸地被快樂的結局所局限，但凱瑟琳與奧斯科瓦爾的情緒我們可以聽到、看到、感受到，能做到這一點，在那個被《侏羅紀公園》所統治的類型好萊塢黃金年代，已然彌足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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