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爾之春》對曆史展開的影視化過程之中，出于戲劇沖突、觀影體驗與人物刻畫之上選擇部分修改以及誇張處理，這的确達到了本身商業類型體裁所需要的效果，讓全片的進行張弛鮮明而流暢明确，同時在大量的電話文戲與群像構畫之中聚焦于全鬥光、李泰信的雙雄面孔，而非呈現曆史題材的嚴肅感或紀實性本身——這實際上已經讓《首爾之春》與以往的韓國政治驚悚類型片有所區分，它并不單純地意圖呈現曆史，而是這一類型走入更加商業化階段的佐證；并非單純地将着力點置于對“1212政變”進行曆史定性，而是頗有傳記色彩地對全鬥光的奸雄氣質，以及李泰信悲怆的末路英雄形象進行描繪。
比較遺憾的地方也出于此，《首爾之春》的戲劇化在一些片段産生了更加虛浮的觀感，更多反轉、撕扯的對搏讓雙方勢力的面孔都進一步被勾勒，帶入了正邪善惡的屬性标簽——雖然這樣的影片似乎是必然會有價值偏向——也顯得雙方人員的“草包”、悲壯、大義，都被較為幹癟、一闆一眼地呈現，并在影片中部人物與部門各線的加入之中帶來相對散亂的觀感。這給本就需要提前了解背景，有一定觀影門檻的影片帶來更多生澀，也一定程度上讓這樣一部“商業類型”壓力過載。
當然即便具有戲劇化和誇張的段落，筆者也相信《首爾之春》從今往後也會成為“第五共和國”這段曆史值得觀看的參考衍生作品之一，因為即使在出于影像效果進行了修改之外，它依舊在呈現經典政變操作之上完成了政治寓言的表達：嚴密系統與封閉集團的“草台班子”性質，人治之中的“利益蓋過理念”與“世故蓋過秩序”。這依舊是一部會讓觀衆觀後喟歎的影片，并不完全出于英雄主義自有的戲劇性與理想主義面對現實所展現之愚鈍帶來的張力，更在于對人際與權力思考的展現，個體于局面之中所具有的能力與無力，這實際已經達到了政治題材與曆史題材的目的。
除此之外《首爾之春》的調度與光影都足夠标準化，但影像本身并未呈現出更多獨特之處，這也讓它相比其他“第五共和國”參考電影欠缺了一些觀感上的趣味。黃政民飾演的全鬥光于勝利之後撒尿幾乎癡狂的肆意笑聲，李泰信于大橋上隻身抵擋行軍的場景，都可謂回響深刻的鏡頭，這也讓人覺得全片的呈現可以更有飽滿的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