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陣子，讀了《杜甫的五城》，副标題叫“一位唐史學者的尋蹤壯遊”。這位唐史學者，是來自馬來西亞的賴瑞和教授。賴教授在“人生旅程一半”之際（1990年前後），決意循着史料與論文，将對照了半輩子的唐朝疆域版圖，化為後現代綠皮火車之旅上，一個個行腳處。千年既過，大明宮與唐陵一道作古。眼見為實，落得隻有個“眼見”。哪怕眼見所得為“不實”，也是求實、結果的一種“實”。
賴教授從廣州檢票上火車，開口就問列車員，是到長安的嗎。後來行程，還是多次把西安，口誤為長安。原因多半，是同曆史打交道太久，還有現實生活，遠離大陸的緣故。今日的西安，就是改朝換代，一再縮水的長安。
長安引發旅人的鄉愁，唐詩的風雨雪，覆蓋了國人的童年，加持了記憶。童年一過，除了偶爾吟誦佳句名篇，尋常人不再有機會，頻繁接觸到唐詩。直到他們指導下一代，繼續背起來唐詩。後來互聯網，出現了一個名為“唐詩地圖”的網站，追随詩人的人生步履，我才對唐詩，又有另一個直觀的全景視角，不再以年長速朽的記憶力為衡量。再是讀到了《通天之路》，我才發覺，人人會背李白，不等于大家都了解李白——哪怕是一個常識意義上的，生活在開元天寶，大唐盛世的李白。得此背景前提，哪怕你看的《長安三萬裡》場次，出現小朋友小學生全場全程背唐詩，它依然是一部成人向的動畫片。當然，成人向的動畫片，小孩子也可以看。但我就會認為，一個35歲的觀衆，會比18歲的觀衆看《灌籃高手》劇場版，更多出許多人生感慨。更不必說，再對比8歲孩童，懵懵懂懂。過往十年，暑期檔的動畫片，大半是怪力亂神，西遊改編，口号娛樂。《長安三萬裡》雖有一些加工杜撰，移花接木的改編戲作，但它呈現出來的嚴肅主題，是借高适向程公公，坦言與李白相識之人生前史，人生朝露，詩歌千秋，李龜年、岑夫子、丹丘生也要出來走過場，有大唐版群星閃耀的文人實錄況味。
如果隻是讀唐詩，高适會被歸類到與岑參并列那邊。千樹萬樹，李白則與杜甫并駕，千古流芳。但作為電影人物，他們就會被建模，有直觀印象：當高适和李白是青年，杜甫還是個小孩，當二者步入壯年，杜甫還是個小青年，詩篇沒有選入《河嶽英靈集》。光有唐詩，依然無法解釋貫穿《長安三萬裡》的強烈情緒，即李白的不遇與高适的憾事。二人都在自報家門四個字面前，擡不起頭來。李白一生，當他寫詩，那是絕頂聰明。當他不在寫詩的狀态中，又是糊塗透頂。他被入世與出世的兩個狂熱念想，活活撕裂。前者讓他幹谒，入翰林院，等待皇帝垂青。後者讓他修仙得道，渴望長生不老，扶搖直上。亦官、亦隐，這兩樣事情在當時都不奇怪。滿朝上下，許多人也在外顯與内隐的兩條路上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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