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者之歌》試圖以青年貝爾漢為透鏡折射吉普賽民族與巴爾幹大地無法拯救的命運；《亞利桑那之夢》我們隻看見大她者，看不見土地與人的聯系，結局作者也缱绻舊夢中惟有發現自身的無解——飛魚離開水的懸置狀态；終于在《地下》中營造火紅的舞女繞着坦克炮管起舞的畸态場景指涉前南，此前的夢境符号們也有了具體指涉——魚入了水，新娘紗冠有了來處，吊頸的喪鐘為前南而鳴，顯然他所見比所夢更為荒誕，也殘酷多了。但作者選擇揭露并非出于消極目的，諸如「這就是妳們想看的，我夢裡的意思就是這個」此類，而是找到一種新的與夢對話的方式，就像個體叙事與影像資料的縫合，他将鐵托之死和主角馬可的選擇相關，絕對是後來的曆史諷刺電影都難以達到的四兩撥千斤。結局大地裂作孤島不再是夢中甜蜜，而是希冀一個具象終點。即便終點仍是遊蕩的樂土，但此前這片土地無時無刻不在被終結着，終結又蔓延至未來的每時每刻，至少給循環一個終點，動物們不被戰火肢解，湖水消隐無奈與憤怒。奶酪被火燭的蠟融化時不會全然熔為液漿，它隻是被掏空了，就像裂島的所在尚可保有軀殼，偉大而樂觀地在影像中對抗「南斯拉夫已經不存在了」的所謂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