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朝偉有兩部《無名》，一部是2023賀歲檔正在上映的《無名》，另一部是2015年由新加坡藝術家何子彥（Ho Tzu Nyen）創作的影像裝置藝術作品《無名》（TheNameless）。
...以主題而論，這部《無名》比之于程耳的《無名》（Hidden Blade）才是“正牌《無名》”。它叙述的是曆史上真實存在的一位“無名者”，一位馬來西亞共産黨首領，也是一個擁有超過50個名字的神秘間諜。這個男人曾經化名Hoang A Nhac、張紅、Soh King、Wright、萊特、Light、黃紹東和黃金玉等等，他像幽靈一樣穿梭在曆史和檔案之中，僅有幾張大頭照片留存于世，沒有人知道他真正的名字。
何子彥《無名》巴塞爾藝術展2015 、荷蘭藝術節2020_哔哩哔哩_b
相傳，這位“無名萊特”（Lai Teck）于1900年前後（按照英國前情報官利昂·康伯爾的說法是1901年）生于越南義安，他的母親是中國人，青年時期加入共産黨，職業生涯的軌迹遍及東南亞、香港以及中國内地（尤其是廣東和上海）的共産黨團體。1930年，他被莫斯科共産國際招募受訓，後來被捕入獄，被移送到英國和法國的保安部隊手中。
...在當時的情勢下，萊特選擇變節，成為英法雙面間諜，又因為掌握大量的情報而扶搖直上，成為馬來西亞共産黨的總書記。日據期間，為了逃避日方的處決，萊特宣誓效忠日本，成為了日本諜報人員。萊特的死亡沒有确切記錄，有限的信息表明他死于1947年，因為間諜身份暴露而被泰國共産黨扼喉處決，屍體被裝入麻袋扔進了湄公河。
生于混亂時代、身為三方間諜的神秘萊特成為東南亞曆史的一種分裂鏡像：沒有名字，也缺乏影像，隻有碎裂的傳聞和幽靈的痕迹。他不僅是50多個假名組成的“無名者”，也是移動在危機四伏的曆史動态邊界間的“非存在”。他是被曆史檔案排除或除名的人士，卻又以幽靈複歸的形式構成了對檔案以及曆史編纂學的絕對抵抗。
...何子彥叙述萊特這個人物的策略，是用檔案應對檔案、以影像激活曆史、以虛構講述未知，進而将梁朝偉這位殿堂級演員塑造成了萊特。
依靠從梁朝偉的曆史作品中取材，何子彥以碎片蒙太奇的圖集方式構造了《無名》：《三輪車夫》裡的黑幫詩人、《花樣年華》裡的周慕雲、《色戒》裡的易先生、《一代宗師》裡的葉問等等，都與萊特擦生出一種文化地理意義的超連接，交織出胡志明市、香港、柬埔寨、上海、佛山、香港的版圖，這也是萊特職業生涯的軌迹版圖。
...除此之外，這些梁朝偉的角色也與萊特存在一種“時間或世态重疊”，他們都生活在20世紀的動蕩時代，包括越共發展市場經濟的世代、1960年代香港反英暴動和内地移民大量湧入的時代、1930-1940年代中國内地的日據時代以及香港殖民的時代。這些角色絕非任意，他們在某種程度上确實屬于萊特的“分身”，是萊特那些虛構姓名庫中的某一個名字。
《無名》片長25分鐘，影像部分是梁朝偉16部電影中角色的混剪，音軌則以線性旁白方式追溯了萊特的一生。雖然影像部分呈現了高度的異質性：不同電影人物的間斷重複、過于細節化的動作拼接（吸煙、逃跑、步入房間等）、視覺年齡的前後變化。但恰恰是這些異質性的影像碎片，能夠以一種迂回的方式，通達那位現實中雲遮霧繞的萊特。
何子彥在采訪中表示，他之所以選擇梁朝偉的影像來創作《無名》，是因為梁多次在華語電影中扮演漢奸、間諜類的形象，其中最典型的——也是在《無名》中篇幅最多的，是《色戒》中城府極深的易先生。
...同時，梁朝偉那種不動聲色、充滿克制但又扣人心弦的演技，更能深入凸顯這位聲名狼藉但又飄忽無定的萊特，正如何子彥指出：
他（梁朝偉）的厲害之處在于，他的眼神裡有一種内心的緊張、不适。我很喜歡這點，選了很多這樣的片段，我的這部片子基本是把這些場景整理在一起的結果。
對萊特的關注，讓何子彥于2018年創作出另一部以萊特為主題的影像裝置作品《神秘萊特》（The Mysterious Lai Teck），該作品于同年在紅磚美術館展出。這一次的主角從梁朝偉變成了一位伏案寫作的機械仿生人，何子彥以虛拟投影疊合仿生人的場景，構造出萊特的身體-幽靈式分離和共在。
...在2019年的台灣亞洲雙年展上，何子彥展出了單幕正反雙投影作品《無名與名字》（The Nameless and the Name），這是一部結合2015年《無名》與2018年《名字》的二合一作品。它們都是何子彥創作的迄今為止最重要的影像檔案《東南亞關鍵詞典》（The Critical Dictionary of Southeast Asia）的一部分。
...《東南亞關鍵詞典》曾經在2018年登陸上海明當代美術館（以“一件或幾件作品”為名展出了其部分材料），其整體是以從A到Z的東南亞文化詞條構成的作品集合，其中每一個字母代表一個關鍵詞，并以之為主題搜集相應的影像和其他素材，發展出該詞條的内在闡釋。這些詞條當中也有彼此的關聯，比如T與W分别代表老虎（Tiger）與虎人（Weretiger）。
何子彥以此繼續延伸出一些關鍵的獨立影像作品，如《兩隻或三隻老虎》（2 or 3 Tigers，2015）、《一隻或幾隻老虎》（One or Several Tigers，2017）等等。老虎和虎人回應的是馬來西亞虎、山下奉文（曾經奇襲占領新加坡，被稱為馬來之虎的日軍大将）以及荷蘭東印度公司等于新馬地區相關的殖民曆史議題。
...《無名》與《名字》也以類似方式索引到《東南亞關鍵詞典》中的詞條，分别對應L與G。L就是萊特（Lai Teck），即《無名》與《神秘萊特》等作品中的主人公；而G（Ghostwriter）則是美國官方虛構出的共産黨研究專家吉恩·漢拉汗（Gene Z.Hanrahan），曾撰寫過《馬來西亞的共産主義鬥争》（The Communist Struggle in Malaya，1954），何子彥以好萊塢電影裡作家創作的打字畫面，組接起這位美國冷戰時期為出版反共書目而虛構出來的作家、學者或幽靈寫手。
一個是确實存在但不具名的隐晦存在，一個是不存在但名副其實的空虛幻影。何子彥以相同的方法創作《無名》與《名字》，将其作為曆史的反正面，繼而以雙面投影的方式關聯這一邏輯——萊特與吉恩·漢拉汗在這種裝置性的重合中，組成一個完整但互不相容的身體。
...《東南亞關鍵詞典》的詞條影像數據庫帶給人的是一種與浩瀚并存的震撼，因為它有着一種絕對的鍊接能力，具備一種多樣的生成。種種迹象表明，何子彥的數據狂熱充滿了冷靜的邏輯，素材的選擇都絕非任意。比如以《無名》而言，選擇梁朝偉的電影，不但是因為他作為大衆明星符号的存在，也是因為其角色與萊特的一種跨越時間、地理和文化的可綜合性——除此之外，更是因為梁朝偉本人可以歸入L詞條，他的名字Tony Leung（如果姓名順序反過來）正好對應着那位神秘的萊特（Lai Teck）。
何子彥以既得影像（found footage）制作電影的方式源自一種檔案熱（archive fever），法國導演阿倫·雷乃曾經在半個多世紀前試圖制作一部完全由其他影片中的片段構成的電影（類似本雅明想要創作的純引文著作），但他最終未能實現這一夢想。多年之後，數字格式和編輯軟件的興起，尤其是裝置影像和視頻論文越來越熱的當下，這種“引文電影”或“數據庫電影”已經變得司空見慣。
...最典型的一部自然是克裡斯蒂安·麥克雷制作的《鐘表》（TheClock），他在電影史的文本中剪輯出相應的鐘表鏡頭，組合出24小時的影像，在循環放映中，銀幕上的每一個時間都與現實時間重合。
但《無名》的創作基于一種人物虛構叙事的立場，更接近越南影像藝術家阮純詩（Nguyen Trinh Thi）的《十一個男人》（Eleven Men，2016），後者或許受到了《無名》的直接影響：阮純詩以卡夫卡的《十一個兒子》為藍本，将故事中的兒子改成了男人，以越南女演員阮如瓊（Nhu Quynh）的叙述為線索，将十一部越南本土電影（也是她曾經出演過的電影）中的男性形象進行了混剪，其中就包括《三輪車夫》中的梁朝偉。
...這兩部标準的“現成品電影”擁有梁朝偉這個曆史交集，證明他之于泛亞洲電影及文化史上近乎無可超越的記憶位置。這兩部影片雖然屬于“影像藝術”，但與電影有着頗多的記憶交集和相互引照——以程耳的風格美學來說，他和他的創作團隊不大可能沒看過《無名》，也大概率受到何子彥《無名》的啟發，這或許是他決意找梁朝偉出演的一個原因，一個合理的推測是：梁朝偉在《無名》中扮演的何先生，就是何子彥的“何”。
...而梁朝偉的存在，如何子彥版《無名》中的陳述，是“宛如水中之水”，既有無中生有的能力，也承接着一種影像生産的交互動能。換句話說，是梁朝偉的存在推動了何子彥版《無名》的創作，而何子彥版本中的梁朝偉，又反過來影響了程耳電影的生産并生産這部新片中的梁朝偉。但這種曆史正序也構造出另一種已然在此的逆序：由于新版《無名》啟用了梁朝偉且構造了一個1930年代的間諜故事，也意味着它可以無縫地回到何子彥《無名》的序列，無論是作為補充還是材料替換，這也會讓何子彥的《無名》更為完整和直觀。
...當然，《無名》的絕對完整态是不存在的，就像梁朝偉的影像無論如何擴充也無法還原萊特的幽靈。這種“無法完成”正是影像自發的産能動力，就像宇宙概念的《東南亞關鍵詞典》一樣，它的框架化已經變得明晰，但其文本收藏注定會永遠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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