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口径女郎》这个引人睱思的称谓显示出一种未来主义式的后人类幻想，但影片在具体的影像实践中又退回到了保守的赛博价值观的阴影下，并演变为对赛博格宣言的滑稽戏仿。在费拉拉的镜头下，Zoë Lund被塑造为一个反本质主义的混沌主体，她的报复行为来源于一种古老的左翼幻想，在粉碎旧有体制（即从肉体上消灭所有男人）之后，群众们(女性)便会自发的投入新体制的怀抱与建设之中，影片的最后一幕已然揭示出这股反建制的自毁性能量的终末时刻。不过，在 Zoë Lund拾起手枪、穿上修女服时，费拉拉已似有意似无意地为观众指出了一种仿安迪沃霍尔式女性策略的实施可能：即主动进入父权机器并从内部颠覆——以一个持续性的异质他者的身份。另外，现代都市的国家权力机关缺场亦是此类B级剥削电影的惯用手法——象征现代文明的城市却是毒品和性犯罪泛滥的温床，警察和其他执法机关要么总是姗姗来迟，要么干脆无动于衷。费拉拉在此表露出的是对虚伪肮脏的现代性暗面的纯粹拒斥。现代性标谤的进步，不过是将"新的废墟堆到旧废墟上"，在这里，古典生命政治失效了，有的只是一个个被权力生产出的孤零零个体和一场场普遍化的关于权力争夺的被动性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