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愛與崇敬，獻給理查德·伯頓。”

特裡克伊爾還在說服一位國際知名的演員出演奧勃良這個角色——導演雷德福記得這個過程是“一系列災難”，這種事在今天是絕對不會允許發生的。

“直到拍攝進行到第六周，我們才最終确定了奧勃良的角色人選。如果你能想象，金融家們不知道誰是電影中的主要角色之一。我記得我的制作人找到我，對我說：‘如果沒有人來演，我來演。’

事實是，我們先把它給了肖恩·康納利。肖恩·康納利然後支支吾吾，含糊其辭，然後實際上，他吓壞了，離開了。他真的讓我們忙了六七個星期，然後意識到奧勃良的那些冗長的演講，是很折磨他的——他應付不了大段大段的台詞，于是就走了。”(評：原來康納利的台詞功底這麼不行。)

下一個選擇，保羅·斯科菲爾德，摔斷了腿。“所以我們把它給了羅德·斯泰格爾，他剛剛做完拉皮手術。我收到了這封電報，直到今天都保存着，上面寫着：‘親愛的雷德福先生，我是羅德·斯泰格爾的助手。我擔心斯泰格爾先生将不能在《一九八四》中扮演奧勃良這個角色，因為他的整容手術剛剛失敗。’”

“然後我們把它給了馬龍·白蘭度。我們沒有很多錢——我們有8萬美元來支付主角的薪酬，這看起來是一大筆錢，但對這種人來說不是，特别是像馬龍·白蘭度的經紀人說的那樣：‘你知道白蘭度先生每天起床的費用不能少于100萬美元嗎？’對此，我的制片人西蒙·佩裡說：‘哦，那麼，他放棄了嚴肅的表演？’這就是馬龍·白蘭度的結局。

最後，最後，在絕望中，我們想到把它提供給理查德·伯頓。之所以最後才考慮他，不是因為他不是一個好演員，而是因為他是一個臭名昭著的酒鬼。沒有人會信任他，沒有人會給他保險，沒有人會讓他做任何事情，不管怎樣，他住在海地。後來他聲稱他住在那裡，因為那是唯一沒人會認出他的地方。無論他說什麼，你都不能全信。

每周隻有一架飛機去海地，所以我們調整拍攝順序，讓他飛過來。我們等了一周，他帶着他的答案回來了。他來了，他非常迷人。他在整個拍攝過程中都沒有喝酒。

他有一個叫威廉姆斯的朋友，他也是一個酒鬼，經常給他拿一罐打開的百事可樂遞給他。理查德會把它遞給我，然後說：‘你要喝一點嗎？’我會喝下去，嘗一嘗，确定裡面沒有伏特加，然後把它還給他。他表現得令人驚訝。”

1984年6月,《每日郵報》刊登了對理查德·伯頓和薩莉的采訪，薩莉是他前一年結婚的妻子。在58歲時，這位威爾士人認為自己處于半退休狀态，他聲稱，自己通常會把送來的劇本原封不動地退回。

然而，《1984》是“耀眼的”，“讓我把奧勃良演成一個徹頭徹尾的反派角色對導演來說是小菜一碟，但是導演相信他對溫斯頓有一種愛，”他告訴記者琳達·李·波特。“晚上回到酒店後，我洗了個澡，穿上一身白色衣服，試圖擺脫奧勃良。他讓我着迷。”

伯頓入戲很深，甚至相信他作為奧勃良所說的每一句台詞，變成奧勃良的思維，乃至于丢失了自我，“你知道嗎，這真的很可怕，因為我真的開始相信我所說的是正确的。”

塗了厚厚的粉，臉色蒼白，頭發剪得很短，像個軍人，這位前偶像正在進行他的最後一次表演。拍攝結束幾周後，在别墅裡招待約翰赫特幾個小時後，他于8月5日死于腦出血。

梅爾文·布萊格在傳記《裡奇》中寫道，他的最後一個角色“很适合他”，他“平靜地表演，甚至是随意地表演。這個特務頭子和國家棟梁隻是在做他的工作，而且還有大把的空閑時間，甚至能有一點同情，當然能理解為他對受害者相當感興趣，但在開始和結束時，完全不受任何可能使他偏離任務的感情的影響：從思想上改變反對派。這是一場非常精彩的演出，因此受到了好評。”

“最大的問題是，”伯頓在拍攝期間告訴戲劇評論家邁克爾·比靈頓，“如何扮演一個反派角色，尤其是像奧勃良這樣一個平淡無奇的反派角色。邁克·雷德福說的最重要的一點是，奧勃良必須相信他所說的話。

你必須消除你的所有慣性思維，表演的時候就好像你對你的背景、過去、之前發生在你身上的任何事情都沒有記憶一樣。我把眼睛變成了大理石，不再使用伯頓的聲音，這樣奧勃良就變得冷漠無情了。”

大衛·坎恩扮演奧勃良的男仆馬丁，一個沒有台詞的角色，他在三天的時間裡近距離觀察了兩位主角。書中暗示馬丁是中國人，但由于在拍攝的那幾天沒有找到經驗豐富的東亞演員，他隻能出演，畫了他所謂的“有點東方化”的眉毛。

“這是一次非常有趣的經曆，”坎恩說。“理查德·伯頓非常友好、健談、善于交際。約翰·赫特要保守得多，也有點不友好，但我認為這是因為他扮演的是一個非常痛苦的角色。演員在拍攝期間往往容易沉浸于他們所扮演的角色，他沒有理查德·伯頓那麼放松。”

他記得伯頓的勞斯萊斯停在院子裡。“多年酗酒的影響已經讓他付出了代價，但他相當健談。他身體有些虛弱，但他非常熱情，非常活躍，盡管身體上不那麼活躍，如果你知道我的意思。他的精神狀态很好。他是個好夥伴。”

佩裡記得，赫特和伯頓讓拍攝成為一種樂趣。“因為約翰很了不起。看到他的奉獻精神——他表現得很好。另一個巨大的樂趣是理查德·伯頓，他是如此地令人愉快。

我現在能看見他，站在那裡，他大部分時間不得不站着，因為他的身體狀況太差了，連酒杯都舉不起來。在影片中，當他舉起酒杯時，是一名躲在桌子下面的助理導演幫他的手臂舉起來的。他的背已經腐爛了。
(注：伯頓的後背疼痛被醫生診斷為滑囊炎，死後屍檢時法醫鋸下他的脊柱才發現裡面長了壓迫脊髓的痛風石，這是一種罕見病)

但他會站在工作室停車場的化妝拖車裡，在他現任的妻子面前沒完沒了地講述關于伊麗莎白·泰勒的故事，他的妻子很棒。

和他一起工作很愉快。對邁克來說，他很讨人喜歡，他也很有趣。邁克會說：‘好吧，沒關系。現在我要你把那個著名的聲音去掉。’

‘哦，是的，沒錯，’理查德說，‘當然，你沒有雇那個聲音，對吧？我知道你沒付我多少錢，那可能是因為你沒有雇傭那個聲音，那我就把它扔掉。’

正如邁克所說，他就像一個烤箱。你隻要放點東西進去，出來的時候就完全煮熟了。太棒了。”

BBC紀錄片展示了雷德福和伯頓在刑訊室的場景，因為伯頓推測也許奧勃良自己就是老大哥。“總有一點點暗示。”伯頓說。

“他的傳奇記憶力已經完全消失了，離開了他，”導演說，“所以我們不得不到處貼提詞卡，在約翰·赫特的額頭上寫一些台詞之類的東西。說真的，我沒開玩笑，他是一個病人。但他是一個偉大的人物，是最有魅力的人。當我在拍電影的時候，三個女人來到松林制片廠門口求見他，自稱是伊麗莎白·泰勒。

無論如何，我基本上承擔了導演他的工作，我知道像他這樣的大明星已經很長時間都沒有被導演過了。導演們害怕他們，你千萬不要害怕他們，因為他們是演員，他們需要導演。

所以，我們在拍拷問場景之類的。我們拍的是他看着約翰·赫特的特寫鏡頭，不可避免地，你必須把約翰·赫特移開。我在攝像機上放一個小黃叉，他看着那個。他做得不太令人信服。事實上，他做得很不可信。

我不停地說：‘我們要再拍一次。’突然，他說：‘停止！’然後他說：‘你不喜歡我的樣子，是嗎？’

我說：‘不，不是那樣的，理查德，隻是那樣——’

他說：‘你不喜歡我的樣子。’說罷，他起身離開了片場。

現場的氣氛凝固了，每個人都沉默着。他消失了，消失了大概半個小時。最後，他拿着一個小盒子走回片場，說道：‘來吧，打開它。這是給你的。’

所以，當着所有演員的面，我打開了這個盒子，盒子裡有一個獎杯。那是一個安在底座上的水晶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