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在大理土狗精釀，意外碰到劉春雨導演，閑聊之中，聽聞了一些幕後故事，獲知了跟古老村寨運命相似，一部多舛，素材極多，長期處于未完成狀态的紀錄長片。直到上半年，終于有機會，看了入圍南特三大洲電影節的這部電影紀錄長片：《翁丁》。下半年，片子也進行了幾次放映。據說最終完成版本，導演依然不斷在調整。本文所記下的，隻是雲藝的那次放映。

我并未去過翁丁所在的滄源和佤族地區，從流媒體與短視頻所獲知的翁丁大火，甚至伴随着陰謀論：博弈的雙方，似乎都有可能點燃那把火——仿佛有一方源自絕望，有一方扮演了惡魔，至于我們，都是看客。

然而，看完電影，我發覺，不僅真相無從把握，事實上，真相，它變得不重要了。就連誰是替罪羊，也都不重要。實際上，也不存在雞蛋與石頭的博弈，而是個體與自然村在體制動遷号令行動下，無從反抗，無以保持并存，乃至多樣性的哀鳴。翁丁很特殊，實際上，卻也不特别。它可以是早已消逝的個别族，可以是沿海山巅的無名村。

傲慢與漠視，居高臨下的判斷，包括發展的矛頭與槍口，所對準的靶心——許多人鐵了心認定的偏遠邊陲——卻是别人的家，是古老、神聖與永恒的中心。

看完片子，一度還刷到一則駁斥人類學家的能量帖：“當幸福生活，載歌載舞，還有工資拿的NPC，不好嗎？！”在一些人看來，他們真心覺得，特色現代化，意味着越來越好，是大人賞給小孩子的糖果與許諾，還有落袋為安的GDP。如此理直氣壯，與刻闆印象中的甩發舞和抹泥巴，何等相似。在他們看來，賣給遊客，挂在臉上的笑容，不能更真。一個假的村寨，比一個自然的村寨，更能傳遞表現真幸福。

“外來者”闖入那個名為翁丁的家，扪心自問，真有給過别人選擇嗎——莫不自醉于人造的進步神話。還有豺狼虎豹般闖入寨主家，一通冒犯，無理浪射的攝影老法師。

作為遙遠的觀衆，如果我們不以千篇一律的現代性與全球化去看待垂危的民族文化，到底該聽誰的說辭呢。一個創作者，紮根于寨主與祭司家庭，由他們口中所講、所唱、所嗚咽，觀者能做出自己的思考與一方的判斷。在今時的制作環境下，我更願意相信這台四處跑、到處拍、被打斷的攝影機器。

況且，一旦把村寨與信仰連根拔起，所謂解救邊境的“貧困”，與橫掃城鎮的“低端”，其流動轉化，無非一線之隔，東大之詞。貧困與低端，全都建立在了粗暴的發展邏輯下。而慣用的強拆戲碼，立場之悲歌對峙，宛如最後一屆雲之南的再次直擊。

自古大火，不止遭遇，更是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