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部享譽世界并啟迪了無數後來者的神作,《攻殼機動隊》其實沒提供任何答案。它有的隻是無盡的追問和無窮的腦洞:如果身體、感官、記憶乃至“靈魂”皆不可靠,那麼“我”還存在嗎?“我”又到底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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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攻殼機動隊》内地首映之機,我想談點一般人不會去談的東西。因為對這部家喻戶曉的傑作,已有太多攻殼迷和科幻愛好者寫出過很精彩的文章。若就電影本身再說它的劇情細節、政治隐喻、賽博朋克美學乃至泛泛的哲學觀點可能意義不是很大。

一、身心二元論的迷思和破産

關于“我是誰”這個亘古以來的人類诘問,德國哲學家漢斯·約納斯曾指出一個幾乎貫穿于整個西方哲學史的缺陷:“由于有一種精神上的優越感,人在某種程度上輕視了自然。”——從最初的柏拉圖和基督教哲學到二十世紀哲學,在靈魂與肉體、精神與物質之間,占統治地位的是一種形而上學的二元論。在人真正屬于哪一方面的問題上,思想家們的意見是一緻的:由于肉體的脆弱性和日常所需,人的肉身的價值要低于精神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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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斯·約納斯

在這種思想發酵的過程中,勒内·笛卡爾起到了關鍵作用,他将一個肉體、物質和廣延的世界與一個意識、思想和精神的世界截然對立起來——這直接體現在他那句廣為流傳的名言中:我思故我在(Cogito,ergo sum)。

但是,很多人都誤解了這句話的真正含義。笛卡爾的真正意思是:(上帝保佑)我思故我在。上帝存在是其論證的前提,而他的論證簡而言之是這樣的:

我可以懷疑一切,甚至懷疑我連身體都沒有(可以想想希拉裡·普特南的“缸中之惱”)。但當我做如是懷疑的時候,有一件事卻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懷疑”本身。因為有“懷疑”必然有一個執行“懷疑”的主體,所以那個作為主體的“我”也就存在了。

——請注意:笛卡爾所說的“我”并非廣延的、肉體的我,而是一個在懷疑、在思考的“我”。“我思故我在”不是一個邏輯推理,而是一個“直觀”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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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内·笛卡爾

借助“我思”,笛卡爾将人的思想拔高到史無前例的高度。通過對主體(即“我”)和客體(外部的物質世界)的二分法,他将精神世界與物質世界(包括人的身體)徹底割裂開來,對後來的哲學發展産生了深遠影響。

而二十世紀的思想特征正是對笛卡爾二元論的背離。

英國哲學家吉爾伯特·賴爾就明确反對笛卡爾的身心二元論,他認為:靈與肉是不可分割的。他否認“心靈”或“靈魂”是一種處于支配性地位的獨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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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爾伯特·賴爾

按一般的理解:“心靈”或“靈魂”似乎是寄寓在人身上的主宰,并不沾染物質的特性。賴爾将這種觀點譏諷為“機器中的幽靈教條”。值得一提的是:《攻殼機動隊》的英文名《Ghost in the shell》正來自“機器中的幽靈”(the Ghost in the Machine)一語,賴爾的諷刺幾乎是對笛卡爾的“騎臉輸出”。

他進一步說到:談論心靈“認識這個”或“選擇那個”,是犯了範疇謬誤。正确的講法是:人“認識這個”或“選擇那個”。

為了說明此點,取消心靈的實體地位,賴爾打了兩個比方:一所大學的各學院、圖書館、實驗室等當然是實體,但能以此推定“大學”就是個實體嗎?那不過是個名稱而已;球員、外場員和裁判員是實體,但“球隊精神”能算實體嗎?——所謂“心靈”,跟這兩個例子一樣。

總之賴爾認為:人的意識和智性活動極其複雜,無法超越肉身獨自發揮作用。所以他反對笛卡爾的“我思”:即将所謂“我”視為一個“内心的教師”或“隐秘的思想家”。

賴爾對笛卡爾的批判的确振聾發聩。仔細想想,我們确實也很難理解,為什麼笛卡爾的二元論幾個世紀以來能一直占據着思想高地。難道笛卡爾就沒發現:酒精或其它麻醉劑會對人的精神活動産生影響嗎?——“心靈”要是獨立的實體,那隻針對肉身的麻醉又有何關系!

如果酒精輸入身體都能短暫地改變“心靈”,那将資訊輸入渾身上下都“義體”化的身軀,“心靈”怎麼可能不被改變?——關于這點,舉一個現實生活中的例子就夠了:前互聯時代與互聯網時代的人性其實是不同的,而天天刷手機、時時盯着屏幕看資訊的移動互聯時代與還在上網吧的時代的人性又不同。仔細想想,難道不是這樣嗎?

在21世紀的今天,起碼從表象看來,人性變淺薄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資訊爆炸。在讀書看報的古典時代,人接受的資訊雖然有限滞後,但紙張帶給人的往往是經過檢驗的較為嚴謹、全面的結論,而眼下手機帶來的資訊,太多都是真假莫辨、即生即滅、毫無權威性和可靠性的東西。

很多人就被這些垃圾信息整日包裹并潛移默化地塑造着。這怕是連第一時間就能找到并輸入有用信息的“義體人”都不如。我們不當忘記麥克盧漢的警告:媒介是人的延伸與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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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草薙素子身處的未來世界,不光資訊可從數據線通過神經末梢直接向大腦傳遞,就連“主觀記憶”也能以“客觀目的”的方式被如法炮制出來,這不僅使笛卡爾的身心二元論,就連洛克的“人格同一性”理論也一并破産。

此種情況下,我還要上哪去尋找“我”呢?

人在講到“我”的時候,一般會涉及以下三個概念:大腦、意識與精神。接下來,不如就這三個概念做幾點說明。

二、大腦、意識與精神之謎

“大腦”的意思或許是最清楚的了。從人的大腦結構和工作方式來看,它是迄今為止人類所發現的宇宙中最為複雜的東西。大腦是中樞神經系統最重要的部分,它被腦殼包裹着,它接受感官印象并對這些印象進行分析處理(知覺),它儲存記憶,控制着機體的活動和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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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起來,要對意識下定義也是容易的,但是,倘若對這個概念做深入考察,它就會變得模糊不清。譬如,當我們詢問夢的作用或無意識的界限時,我們就會産生如下疑問:我明明知道某件東西,但在這一刻卻怎麼也想不起來,那麼,它仍屬于意識的範疇嗎?(弗洛伊德稱之為前意識,人能夠将它召喚到意識中來)

就像我孩提時或在母腹中的記憶可能存儲在某個地方了,但這些記憶再也無法被回憶起來了,對這種情況我該做何解釋呢?這或許就是恩斯特·卡西爾把“意識”稱作“真正的哲學的帕洛托斯”的原因,它的意義始終是搖擺不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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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體》

再來說“精神”(Geist),這個概念過去幾乎隻被哲學家獨占,它的意義比“意識”更加籠統。在希臘語和拉丁語中,它分别被稱作pneuma和spiritus,最初的意思是呼吸或氣息,後來又被附加上了基督教的宗教色彩。在德語中,Geist(精神)還可指“幽靈”、“魔鬼”(ghost)。

所以吉爾伯特·賴爾認為,對嚴密科學來說,“精神”這個概念是不可用的,因為它的意義太含混。

如果我們再把“心靈”和“靈魂”也考慮進來,那麼,對這些概念做區分就更加困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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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姑且放下複雜難纏的概念辨析,因為在當代主要由科學家而非哲學家參與的讨論中,人們看問題的角度發生了變化。不管“意識”到底是什麼,人們隻想搞清楚:大腦中的意識是如何形成的?首先提出這一問題的人是弗朗西斯·克裡克(他與詹姆斯·沃森一起發現了DNA分子結構并因此獲得了1962年的諾貝爾醫學獎)。

然而,就“大腦如何産生意識”,人們還存在意見分歧。持懷疑态度的人認為:大腦是在進化過程中形成的器官,它能幫助人在周圍世界中辨明方向,并在生存和自我繁殖的鬥争中取得成功。但是,大腦會向人展示它自身功能的秘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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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懷疑觀點認為:意識的一個重要特征(或确切地說,我們有意識的經曆的重要)在于它的個性色彩、它的主觀性。但是,科學從本質上說并不考察隻屬于我個人的事情,而是考察那些互為主體性的東西。原則上說,它應當對每個人都有效,且能接受每個人的檢驗。

著名神經學家埃米爾·雷蒙德也提出了他的懷疑,他寫道:“一方面,我不清楚我的大腦中某些原子的某些運動之間存在着哪些可以想見的聯系;另一方面,對我來說還有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我感覺到疼痛,感覺到快樂,嘗到甜味,聞到玫瑰花香,聽到管風琴聲,看到紅色,這都是我們永遠無法理解的事情。我們永遠也不可能認識到,意識是如何從這些原子運動的相互作用中誕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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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德的話看似玄乎,其實才接近真相。現代腦科學的研究成果與那些我們自以為理所應當的事情産生了明顯的矛盾,就拿最簡單的吃飯來說——

我看到幾個菜被端上了餐桌,我也聞到了飯菜的香味,于是拿起筷子開始進餐。

在這個簡單的日常活動中,隐藏着豐富的神經元變化過程。人們或者以為:在我們的頭腦中必定有一種做決定的主管機關(就像笛卡爾的“我”),它會負責協調我們的行為。眼睛、鼻子和手的感官印象——經過處理後彙合到一起,大腦把這些印象與過去的經驗作比較,最終讓我們做出“現在開始進餐”的決定,在将食物送進嘴裡的過程中,胳膊和手的運動也要求大量神經和肌肉群的複雜相互配合。

然而,大腦裡的這一人們想象出的類似觀察者和發号施令者的“中央主管機關”并不存在!毋甯說,大腦裡發生着一種腦組織之間的極為複雜的相互協調與配合。如果打個比方,那麼與其說神經元服從一個“主人”,倒不如說,它們的決定是以一種可稱之為“民主”的方式做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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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的素子就很像呂克·貝松《超體》中的Lucy,她成了“能感受萬事萬物”、“無所不在”的超人。

如果以動畫片中的超技術方案與現實中切實可行的選擇類比,那麼破除“我執”的關鍵是:求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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