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國寶》是導演李相日與小說家吉田修一的第三次合作，創作起點頗具野心：先有影像構想，再推動小說寫作，吉田修一耗時三年深入歌舞伎界，以數十萬字構築跨越五十年的藝道史詩。然而，從文本到影像的轉譯過程中，叙事重心令人遺憾地産生偏移。

叙事失衡：從時代史到個人史

影片原始構想為六小時片長，最終壓縮至三小時以内。這一提煉過程，使恢弘的時代群像，坍縮為喜久雄與俊介兩人間的恩怨糾葛。女性角色在這場男性主導的藝道之争中淪為功能性的扁平符号：俊介的母親全程僅以幾句重複台詞象征對世襲制的捍衛，而喜久雄生命中的三位女性，則成為他獻身藝術的祭品。影片對戰後時代背景的運用也流于表面，輻射病僅作為主角無親無故的設定背景，未能與叙事深度交融。所謂的「史詩」，最終被簡化為一場個人野心的拉鋸戰。

主題倒置：“獻祭”真是為了藝術嗎？

電影試圖探讨「為藝術獻祭一切」的殘酷美學——喜久雄與魔鬼交易，登上「人間國寶」的至高寶座。然而，影片對這一主題的呈現卻顯得空洞。喜久雄對女性的利用與抛棄，更多體現為對追逐成功的執念，而非藝術本身的召喚，這種執念置換到任何行業皆可成立。更遺憾的是，電影對藝道修煉的艱辛幾乎全盤省略，僅借他人幾句「真是天才」、「你沒有一天不在練」的台詞草草帶過，使主角的成就缺乏足夠支撐。

文化之壁：難以跨越的審美隔閡

《國寶》在日本本土掀起了歌舞伎熱潮，讓式微的傳統技藝重獲關注。影片以6場較完整的歌舞伎表演作為重頭戲，香港字幕雖貼心附上背景注釋，卻依然難以彌合文化語境的鴻溝。對中國觀衆而言，歌舞伎表演更多是作為異域文化奇觀被觀看，而非能夠引發心靈共振的美學體驗。

視聽平庸：被舞台吞噬的電影感

影片最核心的美學表達幾乎全部依托于歌舞伎舞台本身，這種美是戲劇的，而非電影的。在電影語言的運用上，《國寶》未能展現出足夠的作者性，調色、運鏡與調度趨于保守，被部分觀衆評價為「網飛時代劇」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