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塞林格誕辰100周年之際，他的兒子作為嘉賓來清華園座談，有幸，和他簡短地交流了幾句：

我問：“如果每個人心中都有‘霍爾頓’，繁雜忙碌的今日，我們該如何保持内在的平和？怎樣才能獲取自我能量？為什麼我們到了一定年紀還要讀‘霍爾頓’？”

馬特·塞林格高大的身軀斜坐在課桌上，純淨的灰藍色眼睛閃爍了一下，說：

  “或許，讀一本書，看一部電影，或者，什麼都不做，就隻是靜靜地呆着，但至少，每天，要拿出一點時間和自己在一起。不論我們多大年紀，其實，安靜的時候，和自己在一起的時候，就會理解他……”

    也許，因為緊張，我的英文一時詞不達意，總覺得他沒有正面回答我的問題。

直到那年秋天，黃昏在圓明園散步，遙望湖面的野鴨，忽然一個念頭浮起：湖心的鴨子們冬季會怎麼樣呢？霍爾頓在和紐約出租車司機講話時，不也是突然關心起中央公園湖心的鴨子們——冬天它們都上哪兒去了？還有魚，結冰了，魚怎麼辦呢？正如作家格非所說，每個人心中都會有“霍爾頓”存在。

    第二次閱讀《麥田裡的守望者》（譯林出版社，施鹹榮譯，1998年初版，2001年再版）是精裝本，是22年前，我在商場小書店買的。22年前的初次閱讀，不明就裡，單單出于好奇，誤以為，這僅僅是講述青春期的反叛故事。

    青春的時光，應該是當你爬上人生半山腰，俯瞰來路，回望那黃綠色的麥田，頓時感覺，過往的傷痛、喜悅如錦緞織成的波斯地毯，綿密無縫隙，更适宜用來觀賞、回味。而不是年少時，墜落在淩亂情緒編織的紗網中，被吞噬、撕扯。

    從書架上取下22年前的書，撣去薄薄的灰塵，書頁已經泛黃，一個下午，貪婪地讀完，卻不舍得合上。是的，一部講述青春期的好小說，應該是紙張舊得發黃，文字幹淨、不矯情，讀起來，像羅伯特·彭斯那首詩，“把自己養在金黃的夢裡”，舍不得讀完。

  而一部講述青春期痛楚回憶的電影，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正恰似這樣一本書：片子畫面模糊，沒有特寫、特效，演員相貌平實，卻值得花上幾個晚上，每天看一部分，慢慢看完。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發生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台灣。這個不知名的小島上，正是“白色恐怖”時代，動蕩的社會，生活捉襟見肘的父母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子女的成長上。那時，政府小職員随時會被提審；田野間，不時有坦克、軍車隆隆駛過；潮悶的日式舊屋，電扇吹不走幾代人蝸居的壓抑、愁悶。一隻還是從上海永安百貨買來的收音機，需要輕拍才會播報消息。收音機會播報什麼消息呢？除了天氣預報，就是台大等幾所國立名校的錄取名單。

  孩子們呢？在校長眼皮底下躲過懲罰的，永遠是最滑頭、最殘暴的少年魔頭。而主人公，小四兒，這個後來成為殺人犯的少年卻是最用功、最老實、耿直的好孩子。他和父親推着自行車走在林蔭道上，父子倆對人生有着公平的期待。

  小四兒探尋這個世界，卻看到少年幫派間殘忍地互毆；他視父親為精神依托，卻看到崩潰的結局，父親在官場被擠兌、迫害；他視女孩為純淨的天使，卻發覺她和随便濫交的瘋丫頭沒有區别。于是，在對自己、對未來的絕望下，當女孩挑釁地指責他：“你以為你是誰？你能改變我嗎？你能改變這個世界嗎？”他，用日本婦人自殺的匕首，刺入了少女的胸膛。

    這是在那個不知名的小島上發生的真實悲劇。

    同樣的青春期，霍爾頓在紐約貴族學校。盡管，他也和小四兒一樣，被家人寄予厚望，被除名，對女孩失望。同樣與外界格格不入，霍爾頓描寫弟弟的手套，和手套上的詩，被同學嘲笑；小四兒因為對女孩感情認真，被女孩質問：“你來真的呀？你真老實！你會吃虧的！”還被好友小馬哥恥笑：“為了個MISS，哥們兒至于嗎？”相比，霍爾頓的成長傷痛要溫和得多，小說以他躺在精神病院收尾。

  《麥田裡的守望者》中，霍爾頓不小心摔碎了菲苾的唱片，他心裡難過得要命。《牯嶺街少年》中，小貓王将“A Brighter summer day”的唱片送到監獄，想要交給小四兒，卻被獄警直接扔進紙簍。同樣的破碎，小四兒的破碎顯得毫無希望。

  也許，在那個不知名的小島上，鄉愁、困頓交織，“小四兒”的青春比霍爾頓的更加絕望。

  成熟是什麼？《麥田裡的守望者》中，安多裡尼老師引述一個精神分析學家的話：

  “一個不成熟的男子的标志是他願意為某種事業英勇地死去，一個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願意為某種事業卑賤地活着。”

    活着，就得成長，好比爬山，踩坑。一路走來，閱讀、觀影、思考，在他人世界裡，悲憫覺察的瞬間，更多地是觀照自我。

    幸好，我的世界裡有書可讀，有作家般的導演的片子可以細品，如品味陰雨天裡一泡略帶青梅香的清苦的老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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