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說起香港電影，我腦子裡首先冒出來的就是那些緝毒、掃黑之類的動作大片，充滿暴力、血腥的鏡頭——不是壞人被一鍋端，就是好人中了圈套，通常能活下來的都是主角（也有全軍覆沒，連主角都不剩的）。
然後我還會想到那些幽默诙諧、市井氣息濃厚的合家歡電影，人物呆萌可愛，劇情天馬行空，讓人腦洞大開，并且結尾都是大團圓，再配上一個“恭喜發财”的字幕，歡樂祥和的場景盡收眼底。
最後我才會想到那些以新聞事件或者大案要案為背景的紀實類劇情片，叙事風格樸素直白，關注弱勢群體的困境與訴求，大膽揭露制度缺陷，很容易引起觀衆共鳴。
但這類嚴肅題材的影片，商業化和娛樂化程度不高，既不如動作大片過火，也不如合家歡電影癫狂，雖然金像獎沒少拿，但票房成績不怎麼理想，叫好不叫座是常有的事。
本周末新上映的《白日之下》就屬于這種類型的電影，它以真實的新聞事件為基礎來展開故事情節，聚焦的是福利機構裡老人、殘障人士的生存現狀（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高福利水平的香港尚且如此“觸目驚心”，其他地方就更難以想象了。
并且影片的整體風格比較做舊，色彩黯淡，人物也不光鮮亮麗，就像紀錄片裡普普通通的采訪對象。在這種内斂低調的氛圍營造下，不同角色之間犀利深刻的對白反倒成了影片一大亮點，既推動了故事情節的發展，又給人留下了深入思考的空間。
比如卧底女記者對欄目主編說，如果我們不報導真相，我們就是幫兇。主編卻給她潑冷水，你以為自己可以改變世界啊？你隻是個記者。又比如另外一個新入職的女記者在調查取證時，為了安慰提供線索的人，就對他說，可能真的沒人在乎，可能我們試了一千次都沒有用，但說不定這次就能改變。
盡管在電影結束的時候，好人受了不少委屈，惡人反而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但在現實生活中，“劇情”卻朝着好的方面發展。在電影上映4個多月以後（去年11月在香港上映），法庭判原告勝訴，那個被媒體曝光的福利機構最終還是沒有逃脫法律的制裁，賠償了受害人100多萬港元。
所以片中女記者安慰别人的話沒有落空，她和同事們的努力沒有白費，這次真的有人在乎，也确确實實發生了改變。試想一下，如果這部揭露福利機構真相的電影到現在都沒有拍出來或者拍出來了被禁止上映，那個已經拖了二十年的性侵案件，是否能夠被有關部門關注和重新進行審理，就不得而知了。
在這個網絡信息日益發達的時代，不管是生存空間受到挑戰的傳統媒體，還是逐漸發展壯大的新興媒體，在保持獨立性和追求真相方面并沒有多大區别。
正如卧底女記者在完成報道任務後，主動提出辭職，主編問她原因，她解釋說，自己即便不在報社工作，也會選擇公義和善良，而且不會放棄對真相的追求。
這部電影的導演簡君晉也說，電影未必可以解決問題，但至少應該向世界提出問題，讓更多人思考。
其實在反映社會現實方面，電影人和記者的工作使命、責任感是相同的，需要不斷在日常生活中尋找、挖掘典型案例，再以文藝創作的方式描述出來，吸引更多觀衆關注和思考社會問題。畢竟表達憤怒情緒很容易，持續推動解決問題卻需要耐心和勇氣。
《時代》周刊曾在2018年評選了多名記者作為年度人物，稱他們是“真相的守衛者”，敢于冒險追求更偉大的真理，敢于直言不諱，在暴力、壓迫和“假新聞”指控面前仍然堅持公正報道。
影片主創人員也借主編之口提出了一個比較敏感的問題，十年之後還會不會有記者？雖然電影裡沒有給出明确的答案，但我卻對記者這個職業充滿信心。我們的需要就是他們存在的意義——需要他們去還原人物和事件的真實面目，需要他們替弱勢群體發聲，需要他們監督社會制度的糾錯與完善進程。
尤其是那些明查暗訪、提供深度報道的調查記者，他們的工作就不是AI能夠輕易代替得了的——AI可以搜索、整理信息和數據，但要它提供事實和真相，可就太難為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