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情的事，能用科學測試嗎？”
...這是《邪不壓正》中，唐鳳儀的問題。
姜文的回答是超現實的，是對現實的回避，以一種看似正經，實則荒謬的方式。
他将“科學的證明”巧妙地轉化為“科學的引導”，後者充滿了故事性和想象力。
而證明是冷冰冰的，現實邏輯不給你任何喘息的餘地。
茹斯汀·特裡耶的《墜樓死亡的剖析》被現實的意志牢牢困住。
這是卡夫卡意義上法的意志，它無關個人情感，而是一團複雜繁瑣的程序和科學測量。
...它的目的隻有一個，串聯出所有的外部征兆，以邏輯證明所有的征兆都指向一個結論：女主角Sandra Voyter謀殺了丈夫Samuel Maleski。
電影以一次簡短的采訪引出主角一家,随後快速進入正題，兇案發生後，一場漫長的審判。
《墜樓死亡的剖析》的現實是外部性的。
悲劇發生後，它和審判-法律迅速結盟，不斷侵犯主角一家的私人空間。
即使主角一家遭受了男主死亡的打擊，這在觀衆看來，是悲痛的。
可在電影中的現實看來，這種悲痛是可以被懸置的。
現實的首要目的是捋清楚“真相”：男主的死亡是主觀的行為還是被動的殺害。
真相需要科學的證明。
主角一家很快變成了科學試驗場，各路專業人士圍繞着他們的木屋開始做實驗，企圖恢複現場。
...看上去，這些人的行為是在讓真相自動浮出水面。
實際上，這些都是科學分析得出結論前的“數據收集”。
在正式開啟審判環節之前，主角家的空間便已被現實肢解，兇案是殘忍的，現實同樣也是血腥的。
這種殘忍的标志有兩個：現場的假人實驗和觀察員的介入。
假人實驗是為了還原案發現場，觀察員介入是為了防止女主幹擾兒子的證詞：丈夫死後，兒子是屋子裡除了嫌疑人之外，唯一的第一證人。
丈夫的死意味家庭在實體層面的瓦解，觀察員的介入意味着家庭在意義上的瓦解。
...這個場面再次讓我想到了卡夫卡。
《城堡》中，K到達村子後，老爺們就派出兩個助手，名義上協助K處理事務，實際上在監視K，不給他在村子裡紮根的機會。
此時的女主被完全孤立，法庭的審判占盡先機，令女主措手不及。
法編織的“犯罪現實”是科學嚴密的，女主作為弱勢一方，從外部摧毀是不可能的。
事實上，女主從一開始便害怕這種法律的科學論證，她連續撒謊，妄想避開法律深入細節的能力，制造不利因素。
正如錢德勒在《漫長的告别》中所言：你被送進班房并非總是因為你幹了什麼，關鍵在于案子上法庭時會被弄得像什麼。
...這種企圖很快被律師識破，并對她形成反制，在陪審團前營造出不誠實的印象。
這種印象也影響了兒子對母親的信任，甚至開始懷疑。
兒子懷疑母親是整個電影的轉折點，是現實邏輯力量的巅峰：消解了母子之情。
這裡也是現實邏輯反哺感情，扭轉局勢的開始：感情戰勝邏輯。
兒子用科學方法驗證母親的證詞（可憐的狗子），得到正面反饋，繼而重獲對母親的信心。
在法庭上，兒子講述了父親死前和他的一次對話，他堅信，父親的死是自殺，是疲于生活後的自我解脫。
...孩子是父母愛情的結晶，這是一句老生常談的話。
電影中，當法庭上所有人隻關心外部的征兆，編造出足以摧毀感情紐帶的現實力量時，一種根植于現實内部的另一個現實破繭重生：愛。
愛也是一種現實的力量，不同于外部現實，愛的現實根植于靈魂深處，拯救日常的現實生活。
茹斯汀·特裡耶很懂生活，她看到了家庭争吵、矛盾、沖突僅僅是生活起伏的表層，它不足以定義人與人之間錯綜複雜的關系。
...“他人即是地獄”并不是因，而是果。
法的理性力量妄圖以果來規定因，創造殺人動機，完成結案，從根本上而言，這是法的局限性。
《墜樓死亡的剖析》是導演的一次突圍，片中女主是作家，她用小說摧毀現實，從内部摧毀外部。
她勝利了，而丈夫失敗了。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墜樓死亡的剖析》是一部現實主義的女性電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