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的孤獨是有門檻的孤獨。
《繁花》的故事發生在20世紀90年代，當我初次捕捉到這個信息時，我就聯想到了1997年的香港回歸。王家衛把鏡頭對準上海，隐含的主題卻是借助上海對深圳的凝視以折射香港人對大陸人的臆想。“回歸”使得香港人出現身份焦慮：昔日的内地人是落後的、土氣的，如今他們即将與自己共享國族認同，甚至他們的急速發展和蛻變正在撼動到港人對自身的城市地位的想象。這無疑是令世紀末高傲的香港市民深感惶懼而手足無措的。
王家衛過往的作品裡普遍透露着一種懷舊症候，他克制而憂郁地呈現了90年代後現代知識分子從“香港人”到“中國人”的認知轉軌，我認為這種審視和南唐後主李煜的哀婉詞句具有某種同構性。無論是《重慶森林》、《花樣年華》的男女情愛，還是《東邪西毒》、《阿飛正傳》的江湖愁緒，都無不體現這種對故土疏遠而難離、對未來患得患失的逼仄情緒。這顯然繼承了東方古典美學中哀悼詞、挽歌的欲拒還迎意蘊的精髓。
誠言之，我隻看了二十分鐘，或許沒有資格撰寫一篇全面的劇評。但我大抵感到，金宇澄筆下的《繁華》明顯體現了一種不甘不願的市井氣息——世紀末上海人對民國中産階級生活的想象，已然成為一種凝固、尋根的時間符号。王家衛從黃河路充滿地方性的寓言中捕捉到這種解構和疏離的叙事，一種“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的凋零記憶在此複活，這和他太配了。換句話說，上海和香港太配了。于是，劇版《繁花》在色彩、光影、運鏡等方面極盡絢麗，為大上海奉獻了一部水花鏡月、紙醉金迷的華麗葬禮，盡情釋放人物在欲望橫生中的身份焦慮、人性焦慮，展現了獨屬滬港兩座同病相憐的城市暧昧的對酌空飲。
私以為，不理解香港人的曆史追憶，就無法理解王家衛在《繁花》中的自我陶醉和祛魅。在推杯換盞的奔騰年代中，舊上海、舊香港、舊巴黎這樣的“羅曼蒂克消亡史”林林總總，而鮮少人能共情這種狂歡中的落寞，何談祭奠？因此，王家衛隻能親自造夢，把自己的怅惘藏在這座溫柔鄉中，希冀能有過客從大浪淘沙的狂野夢想中管窺舊時代的華麗謝幕，在商海沉浮中給死去的往日年華以驚鴻一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