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政的部分很普通。心理咨詢、小孩證人、被告的虛構作品被作為證據等等元素實在都是美國律政劇玩剩下的，參見《捍衛雅各布》。
鏡頭語言和聲音設計也是穩定有效但缺乏亮點。
但劇本實在寫得太好了。精準，鋒利，恰到好處。
作為一個關于兩性關系的文本，講的無非是兩個人自我實現的需求與作為夫妻/父母的家庭權責體系發生沖突，人物設置基本如同《婚姻故事》，但寫得遠要更好更新更适合這個時代。
桑德拉和薩穆埃爾的地位和人格特征相較于更傳統的婚姻模式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反寫，但又并非是徹底的颠覆。兩個人幾乎平分了“男”與“女”的刻闆印象。
薩穆埃爾如同一個最厭女的文本中的妻子那樣歇斯底裡，觀衆聽到那段錄音結尾時，腦海中想象的一定是丈夫惱羞成怒後對妻子拳腳相加的場面，但真正動手的那個“家暴男”卻是桑德拉，并且按照她自己的說法，薩穆埃爾從未對她動手。“出軌男”，“剽竊妻子作品又理所應當地享受妻子服務的作家丈夫”，都是她。
也許有一部分觀衆會認可桑德拉的自我辯護。但首先，這是自我辯護，盡管質問她的檢察官刻薄又滑稽，可是也正如他所說，我們可以相信桑德拉一直都是個情緒穩定體面有教養的好人，唯獨那麼一次爆發動手打人，就剛好被錄下來了嗎？又或者，如她所言，她在兒子出事那年有好幾次沒有上床的精神出軌，但她的丈夫知情，她足夠“坦誠”，而她後來肉體出軌的“唯一一次”也隻是和同一個人做了兩次而已，并且她“需要這麼做”從而讓生活move on，這樣就把她的不忠一筆勾銷了嗎？甚至她是何等不經意地提到薩穆埃爾發現她出軌是因為看了她的手機，娴熟地調用起男人那套“我老婆很神經質”的話語。
但劇本在做出了以上反寫之後，依然忠實地呈現了桑德拉作為女性的困境。
即便在全片最核心的吵架戲中她看起來情緒相對來說更穩定，占了上風。但細究起來，她其實依然在方方面面受到了丈夫無孔不入的侮辱。薩穆埃爾趕走她的采訪者時播放的是有辱女色彩的皮條客，而如她所言，這種事情經常發生；吵架時他的底層邏輯其實還是在用一套陳舊的婚姻分配模式來指責桑德拉的不服從，盡管其實是桑德拉跟着他來到了他的家鄉，像任何一個傳統婚姻故事中的任何一個嫁出去的女人那樣。
在更多的時候，他們的自我中心，那種歸咎于對方的傾向性，其實不分上下。
或者說，根據我們所看到的一切，我們，作為局外人，依然沒有足夠的依據去對他們進行審判。正如桑德拉一再強調的，觀衆看到的是他們的矛盾最尖銳的部分，是被放大和扭曲的部分，而絕不是生活的全貌。她有關于他們生活的全部叙述，可以全部真實，也可以全部虛假，他可以既是她的靈魂伴侶又被她殺害。一切皆有可能。
生活是不講證據的。一切叙述都帶有自我維護的本能。而在法庭這樣一個場合，一切的文字、聲音，人們一切的語言，最後都被抽象成關乎謊言、仇恨或死亡的符号，供那些自欺欺人的證人、自以為是的陪審團、手握權力卻不得作為的法官們随意拉扯擺弄，像玩具一樣，拼湊出他們想聽到的“真相”。
借用血點完成死亡的塑形，借用膠帶完成空間的置換，狗的嘔吐物可以是自殺的明證，關于生命的教育可以是預留的遺言。一個家庭的苦痛最後隻是成為媒體的狂歡。
我們最該完成的，是對審判的審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