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现在不就是对着摄影机在表演吗？”

《特写》采用了真实事件中的原班人物。一部分以纪录片的形式呈现，例如法庭的审判中当事人的陈述；另一部分则让这些人物重演过去的自己，以还原事件经过。

但记录真的等于真实吗？

所有人都知道摄影机的存在。于是他们的发言究竟是“自己所想”，还是“自己希望被看见的样子”？摄影机是在记录表演，还是正是因为摄影机的存在，表演才自发地开始？

用真实人物去重演过去的自己，构成了对巴赞《摄影影像本体论》的一次挑战。因为这些“真实的人”一旦进入摄影机的语境，就不可避免地开始自我呈现：他们会解释、辩护、修辞、选择一种姿态来面对被观看。因此，巴赞所说的影像的痕迹性，只能保证“有人曾在那里”，却不能保证“你看到的就是事情本身”，更无法保证“你得到的是中立的事实”。

关键并不在于“重演是假的”，而在于：这些重演是由当事人亲自完成的，而且他们重演的并不只是外在动作，而是他们如何理解自己、如何为自己叙述过去。于是，你无法用一条干净的界线把某些段落归为“纪录”或“虚构”：因为纪录段落中的证词本身也是叙事建构，而重演段落又同时携带着当事人的身体、处境与现实后果。这瓦解了巴赞传统中常见的“纪录优先”的本体论排序——纪录并不更“本质”，虚构也并不必然更“偏离”。

电影在形式上处处呈现出一种现实主义的面貌，使用了不少看似“巴赞式”的策略：让人物说完完整整的一段话，让场景自然展开，用长镜头维持时空的连续性。但《特写》同时揭示，现实主义的镜头依然可以通过视角的分配来操纵观众的理解与情感。屋外vs屋内、记者的第一人称vs萨布齐安的第一人称，以及摄影机有时站在家庭一侧、有时又靠近被告的取景位置，都在不断调整我们对同一事件的道德与情感重心。现实并不是自动“显现”出来的，而是通过镜头被持续地重新框定。

在巴赞那里，摄影机被视为让现实自我显现的透明媒介；而在《特写》中，摄影机的在场被纳入事件之中，从而取消了这种透明。你始终能感到摄影机的在场，而这种存在反过来改变了人物的言说方式与事件的自我呈现。于是电影不再只是讲述故事的通道；它把自身作为装置写进了故事内部，带着主体性介入并改写了故事。

至于最后那个温暖的结局究竟是 documented 还是 staged，影片并不给出确定答案。声音的频频失真像是纪录拍摄中真实的技术故障，但情节的发展又像一场过于完满的电影式和解。当摄影机跟随人物来到那一家人的家门时，这一刻究竟是现实的延续，还是《特写》这部电影剧本的开始？这也许是影片留给观众的最后一个悬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