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精美绝伦的黑白影像外，乡村骑士intermezzo 的插入也是神来之笔：它把Raging Bull从拳击的胜负叙事中抽离出来，赋予影片一种意大利歌剧式的悲剧力量——观众从一开始就被迫明白，这里真正要上演的不是冠军的诞生，而是一个人如何在自己的性格机制里走向毁灭。

第一场拳击，LaMotta明明占尽优势，却被裁判判负。秩序第一次以不讲理的方式出现：规则并不保证正义。但此时的LaMotta仍然相信反抗是有效的，他还相信拳头可以回应不公。愤怒是他与世界对抗的方式，也是他尚未崩塌的尊严。

拳击台终究沦为娱乐场。当LaMotta妥协于黑帮的交易，他已经分不清真实和表演。他不再为胜利而战，而是为了利益；更深的断裂从这里开始：主体不再相信自身的行动的真实性。他的话语变得软弱，力量开始内向腐蚀，只剩下怀疑——怀疑妻子的忠诚，怀疑兄弟的背叛。怀疑取代了愤怒。他的拳头像泄气的沙袋，他的目光呆滞，如同兄弟翻脸那场戏背景里迟迟不来的电视信号。他不再有愤怒，不再有激情，除了毁灭外没有别的出路。他的肉体尚且年轻，但灵魂已经死去。

嫉妒是意大利歌剧中最古老也最毁灭性的男性动力。从奥赛罗到乡村骑士，嫉妒将矛盾推向不可逆的高潮。在Raging Bull中，嫉妒同样成为改变命运的真正引擎：当LaMotta不再能把愤怒稳定地指向外部，他就只能在亲密关系里制造战场。

在电影分析语言里，LaMotta是一种“反英雄”——他粗暴自私猜忌，缺乏自我反省。影片并不替他洗白，甚至能让LaMotta原型本人意识到自己多坏。但在意大利歌剧传统里，主人公本就未必是道德楷模，奥赛罗因为嫉妒杀妻，弄臣因为复仇失去女儿，他们的英雄性不在于道德，而是情感的强度，对命运的承担，对毁灭的迎面直视。在这个意义上，LaMotta依然带有这种英雄性：在最后一场拳台，他宁可被打到面目全非也拒绝倒下。痛苦在这里不再只是心理层面的崩坏，而是被镜头组织为可观看的受难：节奏被拉长，动作被抽离成仪式，暴力从“事件”转成“形象”。这种庄严的凝视把肉身的痛苦抬升到近乎神性的高度。只是这份英雄性并非为了正义或者他人，而是维护一种抽象的自我尊严；它顽固、狭窄，但确实存在。

意大利悲剧的结尾通常以主人公的死亡结束，LaMotta没有死，他活着，而且活得很滑稽。拳击台上的英雄最终沦为小丑式的自我模仿者，消费自己曾经的辉煌制造廉价的笑料。肥胖是堕落的隐喻，没有训练和胜利的约束，欲望失去边界，身体的失控也是生活的失控。暴力拆毁象征荣耀的腰带上的珠宝，去典当为自己贿赂诉讼的钱。他在镜子前模仿台词，成为自己命运的廉价解说员。这是一种现代性的残酷：英雄性被抽空，只剩下自我重复。如果说歌剧中的毁灭具有形而上的崇高感，那么在这里，毁灭之后只剩下空洞。

在黑格尔眼中，悲剧呈现为伦理力量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LaMotta的悲剧是内在性的，体现为与自我与世界无法调节的关系，他无法在胜利中安宁，他无法和失败妥协，他无法在爱中信任。他的毁灭并非来自匮乏，而是过剩的自我。

拳王LaMotta最终变成了脱口秀演员杰克，他对着镜中自言自语，告诉自己要轻松面对人生和生命中的他人。脱口秀的化妆室如同十年前拳击的准备室，他对着镜中的自己挥拳，仿佛重新回到人生的巅峰。影片最后引用《约翰福音》：“从前我是瞎的，如今我看见了。”杰克真的得到救赎了吗？斯科塞斯对这个问题始终保持距离：他说，结尾并非明确的宗教判词，“看见”也不是拯救。更接近的理解是：所谓“看见”，首先是一种停止自欺的瞬间——他终于能把自己当作对象看待，知道自己曾经如何误读、如何伤害、如何失控。但这种自知并不自动带来改变，它只改变观看的方式：悲剧不再通过死亡封印，而转入余生继续，以更日常、也更难摆脱的形式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