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小津電影的探讨，繞不開他本人的戰争行徑。他是否對侵華戰争有所反思，是學界争論不休的話題。《東京物語》側重描述城市化進程中傳統觀念的解體、家庭生活的變遷，其中不乏對于戰争的影射。失蹤八年的兒子，獨守空房的兒媳，都指向仍未消解的戰後創傷。多年未見的老友，聊起當年入伍時期的經曆，也都承認愛上過一位名叫小梅的歌姬。舊日樂章，猶在耳畔回響。當朋友說酒館的媽媽桑長得像小梅時，其對于軍旅生涯的眷戀，也呼之欲出。愛欲對象的喪失，是弗洛伊德眼中憂郁症的病因。無處安放的情感，需要尋找新的投射對象，否則便會被無可奈何的喪失感吞噬，陷入恓惶落寞的憂傷情緒。影片對于戰争的回憶，在兩對失落的感情線之間遊蕩。小津對戰争的暧昧态度，不言自明。

在這個意義上，紀子走出丈夫去世的陰霾，重新組建新的家庭，具有彌合戰争創傷的情感功能，也暗喻着在廢墟上重建日本社會的努力。由此不難理解，影片結尾處，父親将亡妻的手表送給紀子，别有一番象征意義。除了對其一番孝心的感激，手表象征的時間秩序，也鼓勵她去開啟新的生活篇章。影片也通過細節，傳達這一希望。當紀子乘坐火車離開時，在遠方高處遙望的，是正在學校監考的京子。學校裡認真讀書的學生，無疑代表日本社會的未來。除此之外，紀子乘坐的火車，也被着重特寫，強調其奔騰的動能。轟隆隆的火車，能否帶領我們的女主人公找到新的幸福？現在化的甜蜜期許，又能讓日本甩脫戰争的陰霾、掩蓋不堪的過往麼？影片于此處結尾，意味深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