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喜欢李清照，因为喜欢，所以深恶痛绝营销号所谓的“科普”文章给李清照打上的标签——或是“家暴”“离婚”“凄凄惨惨戚戚”，或是“嗜酒”“好赌”近于“精神小妹”。世人往往津津乐道李清照的轶闻野史，从碎片化的阅读中断章取义她的词作、她的为人，对她的认知仍然止步于中学语文教材上介绍的“婉约词人”，可她分明是“木兰横戈”的女中英杰。我钦慕她的才华，更敬仰她的风骨。

应当被记住的，不是她与赵明诚到底是不是举案齐眉，不是她与张汝舟到底有什么恩怨纠葛，应当被记住的，是她携金石文物只身南渡的孤勇，是她“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气节，是“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的心志，是她写下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词学专论，应当被记住的，是李清照不只会写“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不只会写“一种相思，两处闲愁”，不只会写“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更会写“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这样的豪放之语。

所以，当央视的「大宋词人传」宣传片用“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这一句词作为李清照的文案时，我知道，他们用心了。

最惊心动魄，也最扣人心弦的，当然是李清照中年辗转漂泊的这一段遭际。节目截取了李清照这一时期四个生命断章，一是赵明诚病逝，金人铁骑践踏中原，李清照护送文物南下，遭遇大宋官兵洗劫，引出“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痛呼；二是李清照携文物出海，遭遇狂风暴雨，在绝境中迸发出“九万里风鹏正举”的生命力；三是李清照决意与张汝舟和离，举告他谎报举数入官，自己也身陷囹圄；四是李清照出狱之后，泛舟湖上，再吟少时词作「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四个生命断章，脱胎于李清照两篇自叙性质的文章「金石录后序」与「投翰林学士綦崇礼启」，台词几乎字字有出处，也经由艺术加工，道出了李清照隐于字里行间的心志——对于所谓“文脉”的执著，对于“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人是男儿”怨愤，对于“忍以桑榆之晚节，配兹驵侩之下才”的自我反思。

李清照与侍婢关于“抛舍”文物的对话，出自「金石录后序」：“既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屡减去，尚载书十五车。”在这篇文章里，李清照以冷静到近于残忍的口吻一一历数着国破之际她的“抛舍”：青州故居锁着的十余间房屋里的文物，被金人一把火焚毁；一部分金石文物被送往洪州，洪州不幸又陷落于金人之手；“连舻渡江”的书籍“散为云烟”；官军搜刮，“十去五六”；邻人盗窃，“十去其七八”。得来艰难，失去容易，而最为荒谬的是，李清照南渡时携带的金石文物，最终并不是毁于金人之手，而是毁于宋人之手，有人掠夺，有人窃取，有人欺骗，纵使她“万计求之”，也一无所获。

这颇具讽刺意味的一段遭遇，在节目里被完整地呈现了出来，顺势借由大宋官兵之口，道出了另一个可笑的史实：她的丈夫，身为江宁太守的赵明诚，曾弃城而逃。李清照对赵明诚此举的回应，是脍炙人口的「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学者黄晓丹形容，这首诗歌蕴含着一股“冒犯性”的力量，是李清照的特立独行，也是李清照的叛逆，冒犯了弃城而逃的夫君，更冒犯了弃国而逃的南渡君臣。

而这股力量，在万茜的演绎中几乎是喷薄而出。五言诗朗诵时往往是“2/3”或“2/1/2”断句，但“死亦为鬼雄”这句，万茜断的是“死/亦为鬼雄”——摒弃套路，不是吟，也不是诵，而是在诉，控诉乱世，倾诉心志。颤抖的声音从肺腑间迸出，表演的最高境界莫过于此，不是在“演”，而是生活，而是灵魂共振。

「金石录后序」里，李清照并没有写一路上的颠沛之苦，只是如实罗列了一连串的地名：“到台，台守已遁。之剡，出陆，又弃衣被。走黄岩，雇舟入海，奔行朝，时驻跸章安，从御舟海道之温，又之越。庚戌十二月，放散百官，遂之衢。绍兴辛亥春三月，复赴越，壬子，又赴杭。”想到文天祥在「指南录后序」中也有这样的地名罗列，不同的是，文天祥在罗列了一连串地名之后忍不住慨叹：“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金石录后序」行文克制，不写“境界危恶”，也没写“痛何如哉”，但一路上的仓皇与狼狈，可想而知。节目以一场狂风暴雨将这“非人世所堪”的“危恶”与“痛”具像化，风雨侵袭，惊涛骇浪，李清照在颠簸的船舱里拼死护着文物，低吟着“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在这朝不虑夕的乱世，她又何尝不是巨浪滔天中颠簸浮沉的一叶扁舟？我不知道，也暂时无暇去考证在台州、剡州、温州、越州、杭州之间辗转流离的李清照是否确实曾低吟过李白的「行路难」，唯一可确证的是，“九万里风鹏正举”化自李白“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但我想，这一幕折射出的，是中华民族自古传承至今的士人风骨，不怨天，不尤人，越是艰险，越是奋发，“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编剧与演员的共同努力，挖掘出了李清照的文人风骨、志士精神。

“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如蒙曼老师所言，国破家亡之际，一个孀妇，自比为大鹏鸟，这是怎样的精神，又是怎样的生命力！万茜的演绎迸发出的，便是这样一股不屈的、激昂的力量——直指苍穹，厉声疾呼，发出椎心泣血的怒吼，风休住，风休住，她这一叶摇摇晃晃的扁舟，要乘风而上，在绝境中冲撞出一条生路！

「投翰林学士綦崇礼启」是一篇乍读之下会觉得不太友好的文章，因为里面堆叠了太多典故，几乎一句一典，但其实它陈说的内容很简单：追叙自己再嫁之后的不幸遭遇，同时剖白心迹、自陈心志。

在这篇文章里，李清照写到了张汝舟对她“遂肆欺凌，日加殴击”，却并没有以弱者身份自居，大肆渲染张汝舟的暴戾与狠虐，只连用两个典故轻描淡写地带过“可念刘伶之肋，难胜石勒之拳”。刘伶是魏晋名士，“竹林七贤”之一，他曾与人争执，对方怒极要打他，他徐徐道：“我瘦得像鸡肋，不足以使你的拳头舒服。”对方笑而住手。石勒，后赵开国皇帝，然出身低微，他幼时与邻居为争夺麻池而相互殴打，在称帝之后，召故乡老友相聚，并在宴会上对邻居戏谑道：“孤往日厌卿老拳，卿亦饱孤毒手。”李清照将施虐者比作粗野低贱的莽夫石勒，却自比为从容不迫的名士刘伶，气力“难胜”，但精神上却是藐视、是轻蔑。她当然是胜利者，不论是在面对苦难的心志上，还是在面对强权的气节上。

与这篇文章一样，节目并没有聚焦于张汝舟的施暴与李清照的受虐。在万茜一声声掷地有声的质问中，张汝舟哑口无言，无从反驳，只能虚张声势地斥骂，渐渐虚弱，也渐渐坍塌，而李清照，一个大写的、独立的、坚贞的人却从泥淖中堂堂正正地立了起来。万茜这一场演得收敛，面色波澜不惊，姿态不卑不亢，语气冷淡疏离，而我在这一瞬间忽然明白，为什么李清照在「投翰林学士綦崇礼启」陈说自己的不幸时会堆叠了如此繁复的典故，这些文绉绉的、言简意赅的字句，既是对暴力的消解，也是对苦难的净化。

「投翰林学士綦崇礼启」用典之密，令我联想到千百年前的西汉另一封自陈心志的书信，很巧，它的作者也是一位身陷囹圄的士大夫——司马迁。在写给好友任安的书信里，司马迁连用若干典故，从周文王到孔子，从屈原到左丘明，从孙膑到吕不韦再到韩非子，极力论证“隐忍苟活”“发愤著书”的合理性，也试图从“困厄而作”的古代先贤处汲取精神力量，净化身受极刑的屈辱，超脱“肠一日而九回”的痛苦。含垢忍辱的司马迁死在了狱中，活下来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太史公，他不再企图曼辞自饰，不再期许被理解、被认同、被接纳，他告诉好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他将著成史传，藏之名山，传之后世，是非功过待后人盖棺定论。

我想，当编剧为李清照写下“清者自清，自有后人来评说我李清照”这句台词的时候，或许也想到了千百年前的太史公。士人面对下作卑劣的小人，面对冤屈、羞辱与苦难，不论选择“以死明志”还是选择“隐忍苟活”，永远挺直腰杆，永远不低头。

李清照不是弃妇，也不是怨妇，向綦学士“修书自陈”时不曾沉溺于自己的不幸中哭啼悲诉，相反，她是清醒的，也是理性的。她用“忍以桑榆之晚节，配兹驵侩之下才”来形容自己这段失败的婚姻。“桑榆”出自「淮南子」（“日西垂，景在树端，谓之桑榆”），意为日暮，寓意人生暮年，是文人习用意象，王勃有“东隅已逝，桑榆非晚”，刘禹锡有“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当用它来比垂暮之年时，非但没有颓丧衰败之气，反而自有一股“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壮丽。“晚节”意为晚年坚守的气节操守，这是李清照终其一生所珍视、所固守的。“桑榆之晚节”一则显出昂扬的壮志，二则显出高洁的心志，这便是李清照的自比，即使被“日加殴击”“被桎梏”“居囹圄”，也不曾自轻自贱。她对自己有清醒的认知，正如她在给綦学士的这封书信末尾所写到的：“高鹏尺鷃，本异升沉；火鼠冰蚕，难同嗜好……再见江山，依旧一瓶一钵；重归畎亩，更须三沐三薰。”即使“零落成泥碾作尘”，沦落至斯，她仍然自比乘风而上的鹏鸟，仍能向世人坦然相告：当我再次出现在你们面前时，我仍然是我，我仍然是安贫乐道、清心云游的李清照。

与“桑榆”这一意象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驵侩”，“驵侩”是市场上的牲畜交易的掮客，掮客又称牙人、牙子，是买卖交易的中介商，被成为“商人中的商人”，在“重农抑商”的封建社会，其社会地位可想而知。民间有俗语“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意指车夫、船夫、店家、脚夫、牙子这五种职业的人常有欺诈行为，最可恶。而文人士大夫阶层尤其轻视掮客，因其“汲汲营营”有辱斯文。“掮客”一职，已属下贱，何况是进行牲畜交易的掮客？李清照以“驵侩”比张汝舟，痛斥他在这段婚姻中的“贪”与“骗”。“桑榆”与“驵侩”的并置，是文人雅士与市井无赖的碰撞，是阴差阳错，也是荒诞不经。

李清照骂张汝舟骂得痛快，却也没放过自己。“忍以配兹”是自问、自悔，更是自省：珍视气节甚于性命的自己，何以“信彼如簧之说，惑兹似锦之言”？何以仓促错嫁，以至于含冤受辱，玷污气节？“内省”是儒士的修身之道，也是儒士的精神底色，人只有“吾日三省吾身”，才能成仁取义，才能成为孔子所谓“君子”，孟子所谓“士大夫”。节目里，面对前来探监的侍婢，李清照自陈其过，万茜把台词念得字字千钧：“是我识错了人，我的错，我得改，我认了，但要我向蝇营狗苟的小人低头，绝不可能！”

「声声慢·寻寻觅觅」声韵和谐，是适于诵读的名篇，很多人诵读此篇，在吟诵“寻寻觅觅，冷冷清清”的时候，会想当然地处理成“悲从中来”，只恨不能吞声饮泣甚至泣不成声。而万茜的处理，是我未曾想过的方式，与李清照的用典一样，是“消解”，也是“净化”。牢狱中的李清照，在一个乍暖还寒的日子里，喝下三杯两盏淡酒，想着将要到来的春天，想着即将北归的鸿雁，想着再也回不去北方的自己，想着世人的冷眼与谤议，想着自己的“错”与“不错”，五味杂陈，情绪层层堆叠，终于轻笑着开了口。

笑是嘲笑，嘲自己寻而又觅，却错眼识人，沦落至此。笑是苦笑，叹自己淹留异乡，命途多舛，物是人非。“怎一个愁字了得”一声淡淡的叹息，戛然而止，言有尽，意无穷，痛到极致，却仍然自持——这是文士的尊严、风度与傲骨。

这一幕的打光极好。一束光线从监室的天窗打下来，落在演员的脸庞上，映衬出明净的双眸，也勾勒出单薄却倔犟的侧影，光影交错，明暗对比，只有她在光里，只有她永远在光里。

“死日然后是非乃定”，然而，一代又一代的人，其实是按照自己的想象来重塑李清照的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大宋词人传」李清照出狱后泛舟湖上这一幕，是在纠正、也是在颠覆我们对于李清照的既有认知。

美国学者艾朗诺在「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中，梳理了从南宋到当代世人对李清照的批评与阐释。南宋时人并没有因为「投翰林学士綦崇礼启」这封自陈心志的书信而对李清照改观，相反，“忍以桑榆之晚景，配兹驵侩之下才”这句话流传出去，“传者无不笑之”（「苕溪渔隐丛话」）。由此，便为李清照的晚年定下了孤苦无依、孤独无告的萧疏、凄凉的调子，人们想象她生命余下的二十年被社会排挤为“边缘人”，身份尴尬、贫困潦倒、流离失所。但艾朗诺对此不能苟同，他考证李清照晚年居住在临安，积极于社会活动。学者黄晓丹在「九诗心」里更以文学化的语言描述了李清照并不萧疏的晚景：“她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此后她来去无踪，穿行于宫廷与民间，看起来游刃有余，她曾在南方荒村的灯下痛快地博弈，也将数首帖子词送入后宫；曾带着米芾的手稿拜见已是高官的米友仁（米芾之子），也运作成功，将「金石录」进献朝廷，得到刊刻。”

至于为何南宋时人会把李清照的晚年渲染得如此凄楚、悲惨，艾朗诺以为，这是因为书写历史的男性不能接受孀妇在选择再嫁——所托非人——愤而和离——举告丈夫——身陷囹圄这一连串的匪夷所思的苦难之后，还能够保持名望，继续在上流社会活动，这令他们颇为不安。在他们眼里，这样一位女子，余生理应活在不幸与屈辱中，作为有违妇德的报应。于是他们在他们的历史书写中捏造了李清照的后半生，并一代一代地流传了下去。

「大宋词人传」为这段历史正名。夕阳下，李清照斜坐兰舟，泛舟湖上，一人、一舟、一觞一咏，她撑过了生命的至暗时刻，也挺过了人生最险恶的风暴，再没有什么能够牵绊她、拖累她、击垮她。鹏鸟已飞至九万里的长空，抵达蓬蒿间的尺鷃所不能企及的高度。张汝舟之类小人如何卑劣，时人是“褒奖大义”还是谩骂唾弃，她已浑不在意，她在乎的，是“阳光正好”，是“缘溪而行”，是“散发弄扁舟”。

风是自由的，她也是。

从明清到近代，世人对李清照的评价出现了两极化的割裂。一方面，文人学士认可李清照的才华，极力推崇她为“婉约词宗”；另一方面，李清照再嫁、和离、举告与下狱的经历，无一不挑战着他们内心根深蒂固的礼教观念。世人不能容忍“婉约词宗”是这样“寡妇失节”“私德有亏”的形象，于是，明清学者极力想要证实「投翰林学士綦崇礼启」是后人穿凿附会的伪作，他们为李清照想象出了另一种人生：生前丈夫早逝，余生守寡，孤苦寂寞；死后名声被居心叵测的小人出于嫉妒或其他目的大肆污蔑，以讹传讹连续几个世纪。

及至近代，民国学者除了全盘接纳并承续了明清学者“否认再嫁”“小人污蔑”的说法之外，又演绎出一套说法：他们赞美李清照的才华，但同时也认为，李清照的文学成就缘由她的丈夫，因为她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为她的丈夫而写，所倾诉的，全都是对丈夫的依恋。“她写了，但她接受了别人的帮助”，这令我想到美国学者拉斯的「如何抑止女性写作」，在这本著作里，作者罗列了文学界漠视、否认女性写作的种种态度与观念。其实时至今日，这种漠视、否认的态度与观念仍然在以一种隐秘的方式延续，比如，今人给李清照打上的“嗜酒”与“好赌”的标签。这两个博人耳目的标签，强行将人们对词人创作、文人风骨、士人品性的关注转向私人生活——“她的学养被有意识地忘却，而丑闻却被有意识地记载。”“丑闻”换成“轶闻”，或许更加合适。

较之有门槛的生平考证与文本细读，轶闻野史更接近于世人庸常的生活，也更易于为世人所接受。于是，李清照词作中“酒”的风雅意象，被断章取义为“性嗜酒”，而晚年撰写的「打马图经序」，也被简单地误读为“性好赌”：

慧即通，通即无所不达；专即精，精即无所不妙。故庖丁之解牛，郢人之运斤，师旷之听，离娄之视，大至于尧、舜之仁，桀、纣之恶，小至于掷豆起蝇，巾角拂棋，皆臻至理者何？妙而已。后世之人，不惟学圣人之道，不至圣处。虽嬉戏之事，亦得其依稀仿佛而遂止者多矣。夫博者无他，争先术耳，故专者能之。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寝食。但平生随多寡未尝不进者何？精而已。

诚然，李清照在此文中坦承自己“性喜博”，但此“博”并不是今人想当然以为的“赌博”，更不是以讹传讹的“打麻将”。李清照所谓的“博”是一种名为“打马”的棋类游戏，近于后世的围棋或象棋，其法如今已不传，但经学者考证，这应该是一种讲究智巧的游戏，主要流行于宋代上流社会，是“博弈之上流，闺房之雅戏”。

李清照自称为博戏废寝忘食，每博必赢，但意却不全在娱乐消遣。藉由“打马”之戏，她开始阐发道理：为何我每博必赢？因为我专精于此。何为“专精”？“专”为专心，“精”为精深。对待世间万事，人若专心，便能精深，造诣若能精深，便可探知个中奥妙。

接下来，李清照以一连串的古事来论证：庖丁“目无全牛”“游刃有余”把宰杀牲畜变为一门兼具视觉之美与听觉之美的艺术，郢人“运斤成风”，能用斧头精准地削去他人鼻端的一星污迹而不伤人肌骨，师旷听音能辨吉凶，离娄目力能在百步之外见秋毫之末，这些匠人、奇人，皆因“专精”而臻于至善至美的境界。推而广之，圣人之道也是如此。事理阐发至此，话锋一转，开始批判时世，世人不止对圣人之道不能“专精”，连嬉戏之事也只浮光掠影，浅尝辄止。博戏若想取胜，必须有“争先”的心志，有了“争先”的心志，才能“专精”。

故而，“性喜博”只是个引子，李清照想引出的，是对时人“不专精，不争先”的批判。因为“不专精”，兵事节节败退，因为“不争先”，朝廷偏安一隅。如学者艾朗诺所言，李清照身为女子，在当时只被允许写作“打马”这样的闺阁雅戏，但她心志不止于此，她仍然希望建言，希望议政，虽不能慷慨陈词，却可以“微言大义”，借“打马”的由头，暗讽国事，指涉政治。

在「打马赋」中，李清照把这种心志抒发得更为直白：“佛狸定见卯年死，贵贱纷纷尚流徙，满眼骅骝杂騄駬，时危安得真致此？木兰横戈好女子，老矣谁能志千里，但愿相将过淮水。”“佛狸”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小名，此处借指异族侵略者，“胡骑饮江水,佛狸殁卯年”则是刘宋时江南一带流传的童谣，以怨毒的口吻唾骂长驱直入的鲜卑铁骑，李清照化用其意，愤恨地诅咒金人。“骅骝”“騄駬”均为骏马之名，李清照从打马图上的棋子联想到现实中的人才，以此作比，直指南宋时局正如一盘“打马”棋局，只有善于驱遣、调动人才，才能扭转局势，转危为安，暗讽南宋统治者用人不察。“木兰横戈”下三句，更是剖白心迹，希望能够渡过淮水，回到故乡。北望中原，收复失地，抗金杀敌，其志绝不在小！学者陈祖美评「打马赋」：“‘赋’作为一种文体，其特点和表现手法是：通过铺陈文采，来描绘事物，抒写情志。李清照之所以把‘打马’这种游戏铺陈得淋漓尽致，目的是为了抒写她的爱国情志。她在赋中大写驾驭千军万马的各种‘用兵’之策，又通过引经据典和许多寄意尚武的事例，一方面生动地说明了‘博弈之事’有益无害，另一方面还把此道与德义、专诚、谨慎、镇定以及助人、克敌等等优秀品格和奇功殊勋等联系起来。这虽然是一种‘纸上谈兵’，但说明作者绝不是单纯为消遣而‘打马’，而是借这一‘深闺雅戏’，宛转曲折地表达御敌复国之望。”

由此可知，李清照所“专精”的“打马”，并不是今人所谓的“麻将”，更与赌博毫无干系。很可惜，关于李清照与她晚年所编撰的这一卷「打马图经」，在节目里并没有得以呈现。

在「打马图经序」中，李清照还宕开一笔，交代了编撰「打马图经」时江浙社会状况，当时金人大举入侵，“江浙之人，自东走西，自北走南，居山林者谋入城市，居城市者谋入山林”，六神无主，惶惶然不可终日。李清照从临安溯流而下，历险滩，暂居金华，安顿下来之后，便开始研习博弈之术。她考证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打马方式及演变过程，得出的结论是，在宋徽宗宣和年间，有人将世面上流传的“关西马”“依经马”两种打马方式“参杂加减”，摒弃了打马凭规则、凭图谱、凭智巧的传统理念，增添了运气成分，形成了名为“宣和马”的打马方式。李清照批评“宣和马”是“古意尽矣”并声称“余独爱‘依经马’”，在凭运气去“赌”与凭智谋去“博”之间，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这也足以作证，她的“性喜博”根本不是好赌博。

「打马图经序」里交代了编撰目的：“不独施之博徒，实足贻诸好事，使千万世后知命辞打马，始自易安居士也。”「打马图经」的编撰，不仅仅为了博弈之徒，更为了“好事者”，由此反观前文所批评的“宣和马”，便有了别样的意义。当时的南宋朝廷，偏安一隅，侥幸偷安，岂不也是凭运气去“赌”？在「打马赋」与「打马图经命辞」中，我们得以一窥李清照所阐释的打马技巧，她认为行马受阻时要养精蓄锐，伺机而动，要随机应变，出奇制胜，要知机先退，驱驰有度，要未雨绸缪，以备不虞，这些既是转败为胜的游戏策略，也是困境求生的战术谋略，李清照之格局、之眼界、之胸襟，可见一斑。

今人究竟是怀着一种怎样的心态，把李清照污名化为“酒鬼”“赌徒”？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缺乏对崇高精神的信仰。庸碌之辈与庸碌之辈惺惺相惜，臭味相投，拉低整个社会价值观念的底线。文化节目的意义，便在于重拾信仰，重塑精神。

节目在万茜吟唱的「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中结束，忽然觉得，这首词，正正是李清照一生的谶言。“不知归路”是北人的家国之痛，“争渡”则是一生的精神底色。“误入藕花深处”一句，万茜的咬字极为独特，由轻忽到笃沉，由虚入实，令我想到李清照与赵明诚二人年轻时四处搜罗金石书册的痴狂，乱花渐欲，目眩神迷，而在「金石录后序」中，人到中年，经受离丧之痛的李清照也在反思，最终悟出“人亡弓，人得之”“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的道理。她曾极力地占有过，执著地守护过，也曾无奈地抛舍过、失去过，而如今，一切已成过眼云烟，能抓得住的，只有当下正好的阳光，以及一场盼望已久的泛舟。

兴尽而归，“惊起”时人，惊服后人，李清照，自待评说。

最后，再次夸夸万茜。李清照不容易演绎，以零散的、孤立的片段呈现的李清照更不容易演绎，倘若没有深入内心、深入灵魂，便很容易浮于表面。浮沉在岁月长河中的历史人物被一代又一代的后人想象并重塑，只是又有几人能拨开历史的风尘、越过时空的阻隔，与他们共鸣、共振？知音希求，但对于李清照而言，「大宋词人传」是，万茜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