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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今年的奧斯卡金像獎公布了提名，在衆多“大聲量”、受關注的影片中，一部低調的電影卻悄悄囊括了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最佳女配角等六項大獎的提名：《困在時間裡的父親》。
阿爾茲海默症患者題材的影視作品，此前并不少見：比如日本的《漫長的告别》、《我家的故事》，國内的《我隻認識你》，英國的《伊麗莎白不見了》、法國的《愛》等等，都聚焦于老年患者的認知障礙與治療困境，以及家族親人之間的關系。
《困在時間裡的父親》和它們是相同的題材，但在類型創想上卻全然不同。影片不再從“親人觀察患者”的視角展開，而是直接從這個患症的父親的主視角出發，讓觀衆“親身體驗”他的視聽感受與心路曆程。
...阿爾茲海默症，常是發生在老年的中樞神經退行性病變。記憶障礙、失語、失認、行為障礙乃至人格改變，都有可能成為患者的外在表現。病患即便在一個空間中生活，也會産生不同的時空感受。疏為平常的家庭空間，對他們而言都有可能變得“動蕩不安”。電影由此創意生發，錯亂的時間線、交疊的人物和時空，不斷混淆着觀衆對于情節的認知。
由安東尼·霍普金斯飾演的父親安東尼，是個高度獨立的老年男人，他獨自生活在自己位于倫敦的公寓中。然而随着女兒安妮的到來，這位父親和她展開了對一塊手表和是否需要看護而展開的争吵。安妮隻能繼續找下個看護，因為據她所說，她愛上了一個法國男人，必須搬到法國生活。
...這個開頭看似平平無奇，卻已是全片最容易理解的部分。接着，安東尼需要面對一個自稱是安妮丈夫的女婿，但他看上去卻是個不懷好意的陌生人。而自稱是女兒的安妮，面貌則換成了另一個女人。她聲稱父親正寄宿在自己家裡，而自己早已離婚。在父親身邊，公寓的擺設和裝修一直在變化流動，從未停息。
誰是真正的女兒？自己究竟身在何處？第一人稱的主觀視角下，安東尼發現自己的生活“細思極恐”。記憶、感受與經驗，無法聚合成清晰、線性的叙事整體，我們隻能跟着這位父親一起，在動蕩不安中繼續着他的生活。
相信大多數觀衆，起初很難産生代入感。但在意識到這一點，并對片中的諸多細節産生豁然開朗的聯系後，就能感到影片的高妙之處。
...正如導演佛羅萊恩·澤勒，同時也是故事最初的編寫者，在采訪中提到：“我不希望讓觀衆舒适地看完本片，而是要讓他們對安東尼這個角色産生共情。”
如果有一天，你的親人全都成了陌生人，他們口中的故事你全然不知，你甚至不知道自己所在的家到底是不是家，周圍的環境不斷地變化，每天都會因往事而做噩夢……這樣的感受，讓人置身于時刻緊張的世界中。常人或許很難理解，但在阿爾茲海默症患者的腦中，這就是他們意識裡的世界。
讓不可見的變得可見，讓無法理解的變得可以理解，讓人設身處地、感同身受，就是這部電影想做到的。
...但不同于那些可以被“解析”的燒腦懸疑片，《困在時間裡的父親》的懸疑手法并不是目的，而是一個“障眼法”。
即便在最終，觀衆也無法通過理性思維，分清電影中哪些是現實、哪些是幻想。更甚的是，全片也許都是一個巨大的幻覺，而真正的真相也許是，安東尼早就已經身處療養院的房間中，孤獨地臆想着這一切。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故事首先被搬上舞台，拿下戲劇界獎項，之後才開啟改編電影的計劃。對于戲劇與電影二者的媒介之分，導演表示：“我并不想簡單複制一部舞台劇，而是想要用電影的語法，講述隻有電影這種媒介所能展現的故事。”
而這也賦形了本片的風格：一個空間，幾個演員，在不斷的對話中，演員采用高度戲劇化的方式來表現阿爾茨海默症的狀态。而意識流中不同時空之間的切換，又全然是電影的視聽手法。
...時間與空間關系的媒介轉變，也即是20世紀初由戲劇轉向電影的一大議題。可以說，這部電影處于舞台劇和電影的兩種媒介之間，前者将時間“空間化”，後者将空間“時間化”，叙事架構則是主角安東尼腦中的意識流。
攝影機的鏡頭，在這個封閉的室内空間裡不斷遊離着。長鏡頭的特寫凝視着演員，布景則暗中塑造時空在不自覺中的切換。
比如有一場女婿嫌棄安東尼的戲，觀衆跟着安東尼一起，連着聽了兩次循環。又如剛才還說要搬去巴黎的女兒，又在醫生面前說自己從未想去巴黎，之後又說自己馬上要搬走，前後矛盾。
時間與空間的不斷拼接挪轉，仿佛給觀衆埋下一個個無法提供答案的謎題。安東尼身處其中，迷惑、痛苦，而女兒安妮則旁觀這一切，掙紮着想要做出選擇。兩位演員都需要将這種面對親人時的複雜、難以理解的情感，在各個切分的時空中進行演繹。
...不讓疾病本身顯得煽情，将病患的樣貌真實呈現，則是《困在時間裡的父親》的現實價值所在。
阿爾茲海默症，此前對很多人而言，都是“健忘”、“失智”的代名詞。但實際上，這兩種情況隻是第一步，接着是伴随而來的愁思與煩惱，乃至性格轉變，愈來愈堕入現實與虛拟的深淵。更何況，安東尼有着較高的知識分子社會地位、富足的經濟能力，并且生活在醫療護理基礎設施齊備的環境下，沒有階層帶來的枷鎖。現實中，有這樣條件的病患，隻是少數。
遺忘，也許是人生的必然。誰能保證，自己家裡不會有這樣的病患，或者在我們老去後，不會有這樣的恐怖體驗呢？誰能保證，我們能活得比安東尼更有尊嚴？
在我國，針對阿爾茲海默症病患社群的公益機構才剛剛起步，醫療保障和社會資源極度短缺，很多城市的養老院甚至不會接收此類病患。尊嚴、善意，對有些地區的病患而言，是如奢侈品般的存在。
觀衆對社會反思不曾缺席。一部可以引發公共話題讨論的影片，即便僅展現私人的家庭生活，依舊能獲得大家對題材背後的關注：比如患有阿爾茲海默症老人的情況，整合社會醫療、養老資源系統等衆多需要思考的話題。
電影提供共情，而進一步的探讨，更需要輿論的發聲。
